選擇的餘地

　　前面我們所說的“選擇範圍”的概念，具有很強的概括性，它既能夠表明人與人之間在選擇問題上的差異，也能夠表明，任何人無論條件多麼差，卻也總還是面對一個一般性的問題，即如何在自己所面臨的特殊的限制條件下進行選擇。雖然不同的人所面臨的選擇範圍是不同的，但人與人之間在選擇條件方面的差異，只在於選擇範圍的大小，而不在於是否受限制，也不在於是否需要進行選擇。沒有人可以任意地、不受限制地進行選擇，也沒有人不需要進行選擇、不能進行選擇。有的人各方面條件都很優越，天賦很高，在衆多可能性當中遊刃有餘；或者因有錢有勢，選擇範圍也會很大；有的人則要錢沒錢，要權沒權，生在農村，長在貧困戶，自幼失學，又趕上政治動亂，總之所有的倒黴事都趕上了，選擇範圍就會很小。但是，“選擇範圍”這個概念卻可以表明，再“走運”的人或再有權勢的人，選擇也總會有一個範圍，不會有絕對的自由；而一個再倒黴的小人物，選擇範圍再小，也總還是可以在極少的幾種可能性中做一下選擇。

　　比如說，即使是一個世界首富，從經濟條件上看，也不可能什麼都買得起，比如說他不能買下一個國家，更何況還會受到其他非經濟因素如政治、道德觀念等因素的限制。在我們所親身經歷的社會歷史中，作為一代偉人的毛澤東權力是很大的，可以決定千萬人的命運，選擇餘地似乎是無限的，甚至可以發動起一場“文化大革命”，把中國翻了個個兒。但現在我們都已知道，他的自由也不是無限的，也有無法左右形勢的一天。“潘多拉盒子”一旦打開，妖魔鬼怪一來到人世，人世間就又多了一些“約束條件”。反過來說，再小的人物，處在再不自由的環境當中，你仍然很難說絕對沒有選擇的餘地、完全不能選擇，除非讓我們把話說到極端，真正的“絕境”是你被關了起來，週圍的牆是軟的，不吃飯有人給你打點滴維持生命……就是說，想選擇“死”都不行。

　　就當年我們上山下鄉這件事來說，在一定意義上其實也可以說是我們自己“選擇”的結果。當時當然不可能再選擇升學或進工廠當工人等，因為學校已不再招生（事實上是已經沒有了學校），工廠在當時也絕對不會“冒天下之大不韪”招你當工人，但即使這樣，仔細分析起來其實還是存在著另一條可供選擇的路，那便是硬待在城里不走，也不要什麼工作。只是，這樣做顯然成本太高，自己和家人都承受不起。首先要挨一頓批判，學校、“工宣隊”和街道負責人會三番五次地找到你家裡來做工作，做你的工作和你家長的工作；家長單位也會對家長進行批評以至懲罰；然後你自己成為無業遊民，整天無所事事，讓父母撫養；你會不再有朋友，鄰居們會瞧不起你，罵你是個小無賴，等等。於是，相比之下，上山下鄉更是條“正路”，年輕輕的吃點苦也沒什麼，更何況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在所受的各種教育和宣傳下，那時的價值觀念本身也會使你自己去選擇上山下鄉這條“光榮的道路”。現在回過頭來說我們當時都是被“逼”下去的，並不完全符合現實——我們那時還是在一個狹窄的、扭曲的、被社會限制的選擇範圍內選擇了“稍好一點”的道路。

　　下鄉之後，我們的確仍然沒有更好的選擇餘地。就我個人來說，由於兵團戰士本身所處的地位（我們本身是“農業工人”）和我特殊的家庭背景，我不能被“招工”，不能去當兵，也不能去當工農兵大學生，但是我畢竟也還有一個選擇，就是“轉插”——從原來下鄉的地方轉到另一個農村去插隊（我不知道比我們小十幾歲的現在的青年人是否還知道“轉插”這個當年無須任何解釋的通用縮略語）。這當然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但畢竟是政策上、制度上允許的，存在著這樣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往上”走不成，總還可以“往下”走或“平調”，放棄工資收入、放棄作為國營農場職工和吃商品糧的待遇“轉插”到農村去當一名掙工分的社員。1975年，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待了6年，在一切能嘗試的希望都已破滅之後，在感到再混下去實在沒有意思之後，我做出了人生當中第一次由自己獨立決定的重大生活選擇：轉插到河北農村去。當時，我的一個堂哥去河北省北部的圍場縣插隊，後來被上調到縣文工團工作，於是可以給我提供一個“投親靠友”的理由，加上他與原來所在社隊之間的良好關係，那里願意接收我這個額外插進來的“知青”。（現在想起來，我對他們同意接收我還是感激不盡的，因為可以想象，對於一個每個工作日的工分只值兩毛幾分錢的塞外窮山村來講，多一個人意味著什麼。）

本文摘自《經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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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閑在”。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