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壟斷不容再失時機

　　華生 燕京華僑大學校長

　　摘要：土地的制度壟斷、城市戶籍制度安排的壟斷和封閉、居民儲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壟斷，由於歷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標，在全局規模上嚴重惡化了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市場經濟的到來分離了權和利的統一。資本權力開始挑戰行政權力原本至高無上的地位。同時資本權力可以延續和繼承而行政權力過期作廢的現實極大地強化了它對官員的刺激和誘惑。在行政權力只受官場規則自身約束而沒有其他制度性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權力轉化為財富即腐敗迅速滋長，而且呈野火叢生、越演越烈之勢。許多人抨擊行政權力的腐敗，但並不妨礙自己也在從事各種職業權力和社會關係能及的交換和尋租。這是腐敗在中國更深和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基础。

　　財富的初始分配狀態比較均等，人們僅以勞動、智慧和天賦進行公平競爭，一般不會很快產生貧富嚴重分化的結果。因此，中國近10多年來在社會相當大部分資產還歸國家所有的情況下，貧富就迅速拉開差距，以至在多半人口還不能算完全進入小康社會的同時，少部分先富起來的居民就已經讓中國成為全球頂級奢侈品消費大國，這顯示一定有廣泛而又重大的壟斷性因素破壞了競爭和分配的普遍公平性。這顯然並不是人們一般所說的存在部分壟斷性行業、壟斷性國企就能造成的。因為經濟學上的壟斷收益從來就是屬於壟斷所有者的。至於在這些行業就業的部分受益職工，絕大部分充其量也只能稱為中產階層而已。當然，為什麼恰好是這些幹部職工跻身中產，其公平性自然可以質疑。但任何社會都不會因中產增多而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則是無疑的。因此，在收入分配問題研究中往往被人們忽略的行政壟斷的歧視、權力壟斷的自利、資源壟斷的暴發和市場壟斷的馬太效應，是造成財富加速從多數人向少數人手中轉移的第一推動力。真要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我們既不能像目前流行的那樣，離開居民本身的貧富分化而在似是而非的外圍問題上兜圈子，也不能企圖去拉平人們在市場競爭中必然會出現的收入和財產差距，而是要正面揭示那些真正不公允地拉大貧富分化的主要壟斷因素，通過變革和機制設計，改造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制度安排。

　　行政性制度壟斷下的財富大規模轉移

　　在任何社會中，國家是最大的行政壟斷權力，這是人類結成和維護社會必須支付的代價。因此，行政性的制度壟斷是市場之外影響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因素。但是應當公正地指出，這種影響不僅未必都是負面的，而且通常情況下是正面的。即便是像許多國家都有的對市場的部分直接干預，如對水、電、油、氣及許多公用事業價格的壟斷性干預，其目的也往往為了社會穩定和保護弱勢群體。中國資源和公用事業產品的價格目前正在逐步消減政府補貼和謹慎微調。但這種緩慢的價格鬆動一方面受到呼籲加速能源資源價格改革的經濟學家批評，另一方面卻又已經引起了普通民衆及為其代言的知識分子的抵制和不滿。可見，這種行政壟斷其實有它的難言之隐。所以一般來說，政府的行政性壟斷對於收入分配來說，是體現對市場干預的公平精神，而不是相反。只是如成品油或天然氣的價格那樣，這種干預的實際作用或效果經常會引起爭議。但是從政策設計的本意來說，就如我們在很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看到的政府對這類價格的管制或干預，確實以保護低收入者和穩定社會為目的。可以認為，當行政性的制度壟斷是從經濟社會的穩定和保護弱勢群體為出發點時，其實施效果一般會改善或至少不會惡化財產和收入的分配狀況。

　　但是，應當指出，中國至少有三項壟斷性的制度安排，由於歷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標，在全局規模上嚴重惡化了收入和財富的分配。

　　第一項是土地的制度壟斷。對土地壟斷性的用途管制和規劃管制是世界各國的通例，但對土地的制度安排則各有不同的特色。我國在城市化過程中，一方面長期嚴格限制農民進城落戶轉為市民，禁止進城農民工在城市搭建住房，禁止城郊農民自行改變土地性質和用途，而由國家壟斷控制農村土地的工業化、城市化使用。但在另一方面，農村土地的非農使用的目的和制度設計，又不是為了改善農民的境遇，不是為了已成為工業化主力軍的農民工及其家庭進城後的安居樂業。巨量的財政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被密集投入到圍繞城市戶籍人口的基础設施和環境改善。造成城市房地產價格的持續飛漲。從而形成了全國範圍內財富從農村居民向城市戶籍居民以萬億元為規模的持續轉移。城鄉居民從改革開放前收入差距不小(統計局數字1978年為2．57倍)、財產差距不大(城市居民廉價租房蝸居，農村居民擁有簡陋住房和宅基地、自留地)，到今天收入差距大體依舊(統計局數字是從2003年以來在3．2—3．33之間徘徊，比改革開放前稍有擴大，我們的數字是2010年2．4倍，略有縮小)，但以房屋為代表的財產差距則從無到有，急劇擴大至5—10倍以上，形成隔絕城鄉居民的巨大鴻溝，鑄就了全國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的基本格局。如果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曾經主要靠工農業產品的價格剪刀差來強制性掠奪農民為工業化提供積累，那麼，在進入市場經濟時代之後，我們事實上又走上了靠掠奪城鄉土地市場價格差為城市化提供積累的道路。這樣，我們在建造了大批漂亮的現代化都市的同時，也產生了因財富被不斷轉移和剥奪而相對貧困、占人口總數三分之二的9億多農村戶籍居民。如果我們大談縮小貧富差距而不去阻斷這個每年萬億元規模的財富剥奪和轉移，那麼我們的議論就顯得並不嚴肅和真誠。

　　第二項是壟斷和封閉的城市戶籍制度安排。20世紀50年代前期和中期，我國居民可以隨就業進入城市自動入戶，並自然享受城市公租房及其他相應的市民福利待遇。1958年後，我國開始實行城鄉隔絕的戶籍管理制度。農轉非即農村戶籍轉為城市戶籍成為最嚴格的指令性計劃。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90年代以來，農民工開始逐步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主體，但城鄉隔絕的戶籍管理制度近年來除允許當地農村人口進入本地小城鎮外，基本沒有鬆動。隨著這些年來農民工逐步成為我國工人階級的主體，農民工變成了抛家別子、居無定所的社會流動大軍。當他們為中國的城市化和經濟全球化提供了許多萬億元的驚人積累，以至全世界都為中國工人其實是農民工的勤勞和奉獻所震撼的時候，他們卻不得不遊離於城市與農村的邊緣地帶找不到自我。他們身在城市但又被戶籍制度及其包含的福利待遇阻隔，而成為受歧視的外來流動人口，不能融入城市，形成城市中的不能平等享受市民權利的低等公民，同時他們又因無法在城市落戶和擁有穩定生活預期而脫離農村，阻礙了農村的資源釋放、集約經營和經濟繁榮。尤為荒唐的是，隨著他們親手建設的城市規模擴大和日益美化，他們的處境並沒有隨之改善，反而成為進一步被城市排擠的對象。由於投資、專案和大機關、大工程不合理地集中於大城市，而造成大都市的擁擠和膨脹變成了排擠他們的新理由。在人口承載能力極限的虛僞口號下，大都市對高端人才引進的種種優惠形成了對他們明目張膽的歧視。他們在春節期間短暫離開造成都市生活的極大不便乃至部分癱瘓表明，他們絕不是都市中可有可無的邊緣人口。盡管如此，我們的都市一方面依賴他們被貶稱為“低端”的服務，另一方面又傲慢地拒絕他們的正式存在和分享市民的福利和權利。

　　更為嚴重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第二代農民工及其後代進入社會，貧富的代際轉移日益嚴重。由於中青年農民大批離開農村，農村的教育資源和水平變成今天少有的比30年前計劃經濟時代還相對凋敝的個別領域。留守的大幾千萬農民工子女既無父母的教育和關愛、督促，又無社會教育資源的眷顧。他們勉強帶在身邊的子女，既無體面的生活生存環境，又受到城市教育資源的嚴重歧視，而且至今根本不能參加父母就業所在地的正常中考、高考。這樣，優質教育資源幾乎在各年齡段上都對農村戶籍的子女關上了大門。高等教育中的大學本科生更不用說，重點大學和研究生教育中的農村戶籍人口比例比改革開放前期乃至計劃經濟時代都直線下降。社會中占人口多數的農村居民及其子女向上流動的機會被堵塞、封閉，這不僅帶來經濟增長後勁的長期隐憂，也必然已經和還在繼續強化貧富分化、機會不均和社會不穩定的緊張情緒。

　　第三項是居民儲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壟斷。在計劃經濟時代，儲蓄存款是我國居民特別是一般工薪勞動者財產性收入的主要甚至唯一來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商品價格和勞動力的價格迅速高度市場化，土地價格隨拍賣而市場化。甚至股票價格也高度市場化了，但唯獨最廣大勞動者的最主要財產性收入即儲蓄存款利息沒有市場化。由於儲蓄存款和國債利息是壟斷規定的，而其他一切向社會公衆募資的固定回報形式都被法定為非法集資而遭到嚴厲打擊。新近開始逐步採用市場化利息的企業債、公司債和地方債，又不對普通大衆發行。這樣，盡管民間的資金需求極其旺盛，但往往只能採取地下錢莊的高風險形式存在，使大多數民衆望而卻步，從而使他們低風險的財產性收入只能主要或唯一依賴畸低甚至往往相對於通脹為負值的存款利息。這種壟斷性的利息制度，通過人為壓低公衆的財產性收入，既為企業主要是大中型企業提供了廉價資金，也為銀行提供了豐厚的息差和低風險的客戶，作為這種制度安排基础的，是廣大儲戶變成了金融穩定的犧牲品。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現在人們往往把擁有財產帶來的財產性收入與經營財產的投資收入相混淆。經營財產的投資性收入，是一種風險性投資行為，產生的並不是財產性收入。因此，買賣股票和住宅的投資行為，並不產生國民經濟統計意義上的增加值，因而並不納入GDP統計，納入增加值統計的是因擁有財產而產生的收入，如利息和租金。由於儲蓄存款是基本勞動大衆的主要財產性收入來源，而今天的儲蓄存款總量已經超過30萬億元，所以相對於利率市場化可能達到的固定回報收益，這種從社會最廣泛的基層居民家庭向企業和銀行的財富轉移每年都在以數千億元乃至上萬億元的規模在持續。在過去的10年中，小到縣城?大到一線城市，同一地段的房屋幾乎無一例外漲了5—10倍(統計局的數字要小得多，是因為他們不斷擴大被統計城市的地域範圍)，而一年期定期存款在這10年僅扣除公佈的CPI就幾乎等於零。因此，我國統計的名義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的下降和偏低，並不是因為現在人們普遍誤解的勞動工薪報酬佔比下降，而是因為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佔比在國籍橫比中遠遠落後。

　　上述三項行政壟斷的制度歧視，基本上是我國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產。但是，在進入市場經濟後，這些歧視性的制度並沒有得到相應的校正和改變，相反還因為利益的複雜化而更加積重難返。當然人們可以找出無數的理由來說明問題的敏感和久遠，以至它們總是被更具緊迫性的壓力而擠出了政府的議事日程。但我們同樣也可以援引同樣強有力的根據，從擴大內需、城市化轉型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不同角度，去論證改變制度性歧視的無比重大和緊迫性。這種在政府決策中屢屢發生的官方和民間在認知上的巨大脫節，並不簡單地表現為任何一方的對錯。其根源在於權力沒有制約的渠道。不受權利約束的權力在膨脹中自然會過度自信和自大，而等待權力的自省往往是要在昂貴的挫折和代價之後。

　　權力壟斷下的巧取豪奪

　　權力意味著強制和服從，意味著對特定信息的壟斷權。因此，不受或逃脫了監控的權力經常被濫用，成為私人謀利的工具。

　　行政權力具有極大的壟斷性，也為以權謀利者留下了可能和空間，不過，在計劃經濟時代，利是被權規定的，有權才有利。權和利高度統一，在制度規定的權力和利益之外撈利，空間很小，風險很大。因此，你可以認為計劃經濟也存在一定制度規定的等級腐敗，但就以權力謀取制度規定之外的私利即腐敗的最嚴格定義而言，那確實是一個高度廉潔的時代。

　　市場經濟的到來分離了權和利的統一。資本權力開始挑戰行政權力原本至高無上的地位。同時資本權力可以延續和繼承而行政權力過期作廢的現實極大地強化了它對官員的刺激和誘惑。在行政權力只受官場規則自身約束而沒有其他制度性監督機制的情況下，權力轉化為財富即腐敗迅速滋長，而且呈野火叢生、越演越烈之勢。

　　以權謀利的最普遍形式是權力尋租。這也是把中國社會古已有之“留下買路錢”的綠林規則移植到官場。濫用官方提供的待遇和各種職務消費自不必說，官場辦事要錢這種或明或暗的設租和索賄，和民間擔心不花錢辦不了事、圖謀花小錢辦大事的主動行賄，相互作用推動了官場腐敗的發展。權力可以轉化為金錢與財富現在對誰都不是秘密。當然一波又一波的反腐敗鬥爭使各級官員不斷落馬淪為階下囚也產生了相當的震懾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官員們不能不小心行事，包括我們看到一些貪官對過多財富的辛苦隐藏。盡管如此，這並沒有能阻擋一批批腐敗官員繼續前赴後繼。它反映了現行不透明的反腐努力本身的隨機性和局限性。

　　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容易引起人們的普遍憤恨。其實，就社會財富分配的大格局而言，它更大的危害還不僅在於官員交換到的這部分不義之財，而是這每一筆權錢交換，都造成了交易對手即行賄者在社會財富的競爭中不公平地得到了一塊更大得多的資源，從而推動了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所有東山事發的案件中，包括東方市幹部土地窩案、李薇公共裙帶案、上海房管局副局長陶校興受賄案乃至落馬的原鐵道部部長劉志軍案中看到這個共同特徵：在權錢交易的另一端，財富再分配以幾十倍和幾百倍的規模在進行。權錢交易，權得到的錢僅僅是“小頭”，而風險承擔才是真正的“大頭”，這決定了現代經濟社會中以權謀私的初級形式。

　　以權謀私的高級形式是一家兩制、官商兼營。這時權錢轉化的動力機制完全統一，交易成本和風險都大為降低。權錢轉化成為持續不間斷的過程，因而財富積聚的效率也大大提高，這就成為我們在研究財富分配問題時絕對不可小觑的力量。因此，山西一個貧困縣只有科級的局長，一旦官商兼營，就可以輕易坐擁北京、海南幾十套價值數億的房產，可見亦官亦商才是腐敗的高級形式。在“一家兩制”不方便或不合意的地方，情人經商成為“中國式官場腐敗”一道獨特的風景線。由於官員的子女親友情人經商在法律上更難界定，因而政治風險大大下降，而斂財的規模則驚人地擴大，因而不難想象只要一有示範就會成為以權謀私者的首選。但也正因為如此，它對社會基础的侵蝕和摧毀也是更致命的。中國近代、東亞乃至發展中國家現代以來，包括新近埃及腐敗政府的倒台，大體上都有這種官商兼營、家族壟斷直至盡斂國家巨額財富的高級形態特徵。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盡管有太多的權勢者和資本所有者觊觎中國還沒有私有化的國有資產，但我們不能不說，中央國企的存在，至少在財富分配上阻滞了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國家層面實現的道路。

　　應當指出，官員的腐敗肯定造成了“以吏為師”的中國社會的失範，加劇了以權謀私的泛濫。但以權謀私絕對不限於行政權力。普通人利用自己的職業權力謀取金錢或其他利益的情況顯然對誰都不生疏。許多人抨擊行政權力的腐敗，但並不妨礙自己也在從事各種職業權力和社會關係能及的交換和尋租。我們不能不說，這?腐敗在中國更深和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基础。不過，從影響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規模量級來說，能和行政權力相提並論的，只有資本權力。

　　資本就是要盈利，企業就是要賺錢，這本來無可非議。但是，不僅權錢交易中權力必須與資本合謀才能成事，而且資本自身在利潤面前踐踏法律的沖動，也有絕不可低估的能量。因為資本隨著規模上升，在其勢力範圍內也是一種壟斷性的支配權力。和行政權力的私用類似，資本權力為實現超常的財富積累也有三種普遍的違法謀私途徑。

　　一是規避和破壞勞工的保護法、安全法、質量法和環境法等各類相關法律，依靠資本對相關人員和程序的支配權力，弄虛作假，違法亂紀，通過成本的外移來取得超額利潤的分配。黑磚窯、黑煤窯和大量食品與環境重大違法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二是通過主動出擊的公關和行賄來取得特殊的商業利益和壟斷收益。這是權錢交易的另一端。對資本來說，錢權交易只是成本支出，更大的財富分配需要在這里兌現。因此，盡管人們關註的往往只是行政權力的腐敗，但實際造成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天平傾向的一端是資本。

　　三是通過資本的支配權力來做假賬偷稅和逃稅，實現財富快速積累。這里有兩個情況可以透視其財富轉移的規模。其一，中國以數萬億元計的隐形收入，應該幾乎全部出自資本掌控的企業部門。須知即使是權錢交易的賄款，既不會出自政府，也極少出自居民的稅後收入，而需要由資本從企業支付。所以，中國有太多享有優勢資源的居民，其實際收入遠遠高於其名義收入。其二，除了少量大型國有企業和多元股份制上市公司受制於體制因素外，中國大部分上市公司很少分紅。至於未上市的千千萬萬以自然人為股東的有限責任公司，絕大部分甚至基本從來不分紅。和世界上的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國居民部門得到的名義股權分紅即股息或紅利極低，乃至可以忽略不計。這當然不是因為作為股權投資者的富裕居民把公司都辦成了永遠不分紅的慈善組織，而是資本在中國國情下找到了成本更低的分紅辦法。

　　權力轉化為資本，資本與權力合謀或獨謀為追逐超額和壟斷利潤而踐踏法律，回避這個每天都在大規模發生、也是以萬億計的財富再分配，顯然根本不可能縮小貧富差距。

　　資源壟斷和市場壟斷

　　市場實現機會公平的分配要以自由競爭為前提。遺憾的是這並不總是市場經濟的常態。迷信市場邏輯能解決所有問題的人，最大的錯誤就是將今天的市場經濟混同於教科書上18世紀Laisser-faire（“放任”）式小商品生產者的自由競爭。其實至少從19世紀後期以來，壟斷就成為市場經濟內生的癌症。寡頭競爭已越來越成為近現代資本主義的主導形式。市場競爭中產生的壟斷和行政權力的腐化，通常急劇擴大了市場經濟中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

　　首先是制度資源。在原先壟斷領域有限開放的若幹制度資源，如需要特許權的各種特殊行業包括銀行、保險、證券、特種經營和貿易等，一部分人因為權勢、人脈、公關等原因而捷足先登，有的還借助暗度陳倉的資本轉移和輸送一舉成為暴富的資本。這種財富的積聚，固然也有眼光、機緣和努力的成分，但顯然很難說是公平的分配。2004年的“郎顧之爭”中，在國企和集體企業改制問題上，中國社會的草根與經濟精英第一次形成了全面的對立，就是因為有太多改制企業一夜間落入了原企業頭頭及相關權勢人物之手。這些改制多數都提高了效率，但其中包含了太多的不公平和使財富迅速集中到少數人的手中，應當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是自然資源。各類富豪榜上，通常地產商獨占最大的份額。自然資源豐富省份的富豪也是坐山吃山的老闆最風光。典型的如山西的煤老闆，內蒙古等地的礦老闆，家纏億萬，一擲千金。社會不可再生的土地、礦藏這些壟斷性資源成為少數人暴富的資本。不說許多人取得資源背後的種種不能見人的伎倆，即使表面上合法，這種社會財富分配極度不平等的制度安排，總是讓人覺得是哪里出了毛病。報上隨手拈來的訊息有，一位前首富2005年20億元拍下的土地，現在脫手叫價100億元轉讓。一個出了事的山西富豪，也是將旗下礦藏一次性套現百億走人。在查處囤地捂盤的治理中也有訊息報料，一家大地產商幾年前在北京囤積的一塊土地，至今尚未開發就已經坐地升值幾百億。東方市土地案還順帶暴露，時至今日，很多地方即便是政府和公益用地，也需從早前神通廣大、低價占地的開發商手中買入。顯然，類似這樣大大小小因坐擁本是社會的壟斷性自然資源而暴富的事情在全國比比皆是。在這種假市場經濟的旗號，既不增進經濟效率，又不鼓勵創新創造，還極大地破壞社會公平的制度安排下，貧富差距想不擴大都難。

　　最後是市場壟斷。市場經濟本來就是趨利避害、嫌貧愛富、贏者通吃，因而現代市場經濟多為寡頭競爭的結構。寡頭們盡享“批零差價”的規模優勢：土地優惠、貸款充沛、政策傾斜。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如富士康一類的大企業在各地所受到各方面的土地、稅收、信貸規模審批和環境保護等優待，顯然絕不是一般中小企業可以享受的。但很多寡頭並不以此為滿足，他們還以公關政府官員、圍獵專案標的、瓜分市場份額、壟斷特殊資源為發家之道。當然，寡頭之間亦有競爭，故並不完全是壟斷、落後的力量。寡頭大而不能倒是個別情況，但寡頭小則影響地方，中則影響社會，大則影響國際競爭格局中的國家利益，則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中機會公平多少只是就寡頭之間而言，其於中小企業更不用說平民百姓之間是沒有的。所以馬克思說，市場經濟中的平等只存在於等量資本之間。這是沒有錯的。在大資本和小資本之間，有資本與無資本之間，機會平等顯然並不真實。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好在現今中國最大的寡頭們還多為國企。國企效率存疑，干預太多，問題成堆，但單就分配而言，還總算是肉爛在鍋里，湯溢出去畢竟有限。如果確如一些人主張的不分底里，先加速私有化，不管嘴上說的是如何分利於全民，結果必然就如我們在先前所有改制企業中看到的那樣，轉眼間就會變為原高管及其關聯權貴家族的財富。市場壟斷就會更多地轉化為權貴家族寡頭之壟斷。真正到那一步，中國改革的道路也就基本封閉了。

　　綜上可見，當今中國貧富分化的局面，既有制度安排的嚴重缺陷，有權錢交易加劇的資源分配不公，有行政權力和資本權力的濫用、貪婪和催肥，也有市場競爭內生壟斷的馬太效應。顯然，無視這些多以萬億元規模分配的財富和國民收入大格局，僅著眼於一些並不改變問題本質的枝節問題乃至虛構的矛盾，無論我們天天唱什麼高調，都不可能真正縮小貧富差距。

　　由於制度歧視和權力壟斷造成的收入和貧富分化，其危害不僅在於貧富差距的急劇拉大必然會減少社會大衆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從而損害經濟成長；更在於這種基於壟斷力量的收入和財富再分配，損害了社會競爭的公平性，既破壞了人們乃至後代在競爭中的機會平等，也無助提高效率和促進創新，只會造成奢靡和傲慢與失落和仇視在兩極的積累，從而必然會加劇社會階層的分裂和沖突，拖累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就削除壟斷和歧視特權而言，效率和公平並不沖突，公平分配財富與激勵創造財富並不矛盾，反而是相互促進的。我們完全不必畏首畏尾，更不能受既得利益或偏見意識的左右，有選擇地反對某種形式的壟斷與不公(如政府特權與官員腐敗)，而容忍另一些形式的歧視與壟斷(如戶籍歧視與資本的巧取豪奪)。實際上，狼狈才能為奸。網開一面等於沒有網。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所有壟斷的不公正和制約它們的努力，其實最後都殊途同歸。

　　因此，針對歧視性的壟斷制度，能否切斷農村土地徵用的財富轉移，使之全部用之於農民的福祉和農民工及其家屬的城市化，從而斷絕一切人打農村土地生財的念頭；能否把中國工人主體農民工的貢獻反哺於他們及其家屬，使他們能夠在就業地安居和享受平等的公民權利；能否拨出專款巨資，優先解決所有農民工子女的平等教育權利包括留守兒童的普遍免費寄宿制教育；能否迅速啟動利率的市場化以保護億萬普通儲戶不至於成為銀行和企業利益的輸送者和所謂金融穩定的犧牲者等，所有這些在權利對權力的制約建立之前，還只能寄望黨和政府從保持執政地位的長期利益出發，拿出為扼制貧富分化而壯士斷腕的決心。此外，面對權力壟斷、資源壟斷和市場壟斷所造成的社會嚴重不公和分配失衡，我們需要進一步審視我國社會財產和收入再分配的機制，揭示那些太久沒有得到重視和修補的巨大制度漏洞如何造成保障社會公平分配最後一道防線的失守。

本文摘自《影子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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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經濟離不開政治，談中國離不開世界。《影子里的中國——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是一本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國際學者把脈政治時局和經濟軌迹、預測未來危機的著作。本書澄清了當下中國的改革理路，從“中國軌迹”到“危險的鄰居”，從“即將到來的危機”到“未來中國的陷阱”，圍繞中國經濟發展軌迹、發展陷阱、金融革命、社會核心價值觀與新秩序展開思考，評判中國改革成敗，並預言未來中國的新危機與未來世界的新格局。焦點話題均為約稿專文論述，作者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巨大，為新一屆政府提供了發展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