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巨大成本：國富民窮

　　丁學良

　　摘要：中國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但中國模式的代價和成本非常大。主要體現在對中國的相對弱勢群體、相對弱勢地區、相對弱勢領域持續不斷的被剥奪；對中國人深層的環境生態系統進行持續的剥奪、掠奪和損傷；在掌握公共資源的部門內發生著越來越廣泛和細膩、精致化的不規則行為，而在不規則行為中則爆發著範圍更廣的腐敗；中國公共政策領域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嚴格、範圍越來越廣。使得在一連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無法進行公開的、持續的和富有前瞻性、開創性的讨論。

　　“中國模式”不可持續

　　近5年來，國際上對中國模式的讨論非常熱烈。與那些國際性的讨論相比，國內對中國模式的讨論在兩點上有巨大差異。第一，國內讨論中國模式時意識形態化太強，而在國際上讨論時主要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盡可能的客觀理性。我本人就非常反對將中國模式過分意識形態化，這是中國和國外讨論中國模式最根本的區別。第二個重要區別是，國際上讨論中國模式，有支援有反對，但基本上是將它看作多種發展模式中的一種，而不是一個就要取代其他發展模式的模式。國內讨論時，好像只要肯定了中國有自己的發展模式，下一步就是這個模式要打遍天下無敵手。我極力將在國際上讨論中國模式比較理性的、著重於事實的而且具有開放性而非排他性的思考介紹給大家。

　　在我看來，到現在為止，中國模式在過去20幾年的時間內有重要發展，但最根本的目標和框架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定型的。在這之前，雖然改革開放也有十幾年，但那時並沒有很清楚的中國模式。包括鄧小平、陳雲等老一代，以及胡耀邦、萬里等，我都查過他們當年的重要講話，他們在很多重要問題上觀點不一樣，但有一點是一樣的，就是說我們中國現在發展的道路還是在摸索之中，還不是很清楚。既然道路還是在摸索之中、還不很清楚，當然不能說有一個模式在那兒，要大框架比較清楚才能談得上“模式”。

　　關於這一點，我在北京跟幾位資深學者有爭論，他們說上世紀70年代末已經有模式推出來了，我說不是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一線的領導人胡耀邦、萬里、習仲勳等，他們對未來中國走向什麼樣的目標，雖然不是100％清楚，但是大體有一個共識，就是經濟要走向市場制度，政治要走向民主制度，至於怎麼走，觀點不太一樣，但基本的兩大目標是有共識的。然而這兩個基本的認識，在他們同一代的領導人之間也存在很大分歧，因此那時中國呈現出非常不穩定的搖擺狀態，具體體現在1979年到1989年這10年時間內，一些重要政策出台幾個月之後突然又變了，第一個政策和第二個政策之間往往互相矛盾。但這種現象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大大下降，不但目標比較明確，而且對該怎麼走的爭議也比較少。

　　中國模式的代價和成本

　　在過去20幾年的歷史中，中國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這不能否定。那麼我們付出了怎樣的代價和成本才取得了這些成就?有一句名言，很適合描述中國模式的代價和成本，就是“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國模式的代價和成本非常大。就像我們不能否認取得的成就巨大一樣，我們也不能否認為取得這些成就而付出的巨大成本。這些成本，我把它分為兩大類、四個方面。

　　第一類很容易看得見、可以馬上舉出一大堆實際的數據。中國模式在過去20餘年里所取得的那些非常引人註目的成績，其最主要的代價體現在對中國的相對弱勢群體、相對弱勢地區、相對弱勢領域進行持續不斷的剥奪。

　　第二類成本，我把它稱為對中國人深層的環境生態系統進行持續的剥奪、掠奪和損傷，大家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觀察到。

　　第三類成本，是指非物質性的，體制性質的。在掌握公共資源的部門內發生著越來越廣泛和細膩、精致化的不規則行為，而在不規則行為中則爆發著範圍更廣的腐敗。

　　第四類成本，是指在過去的20餘年里，在整個中國模式推出和不斷貫彻執行的時間內，中國公共政策領域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嚴格、範圍越來越廣，使得在一連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無法進行公開的、持續的和富有前瞻性、開創性的讨論。

　　這個代價從表面來看好像並不嚴重。與腐敗及環境問題相比，好像在公共政策領域不能進行公開的、透明的、持續的、前瞻性的讨論並不太重要，但是從中長期來看，像中國這麼一個巨大的國家，每人每時都會遇到那麼多的問題，如果有公開、理性的持續公共空間讨論、探索這些問題，對已經浮現出來的問題進行更系統的梳理，過程中就會激發出新的政策思路，就會有開創性的具體措施被提出來，對那些顯性的和隐性的重大問題進行及時的處理，以創新的思路來進行重要的社會層面上的實驗。但是很遺憾，在過去20餘年里，這方面的空間在大部分的時候受到了限制。這樣就導?原來並不太大的問題在產生的初期就被掩蓋起來了，而這些被掩蓋的問題就會被發酵、被膨脹和惡化。具體的事例太多，每年都有。

　　中國模式繼續運轉的壓力

　　剛才講了中國模式20餘年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和成本，下面我想強調一下中國模式如果要繼續這麼運轉下去，會遇到怎樣的日益增加的壓力和日益嚴峻的環境。

　　我把在這些挑戰和壓力中最被中國政府、中國社會特別關註的部分稱為“三個輪子”，也即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來源。無論國際還是國內，一種觀點正被越來越突出地指出，那就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逐漸萎縮了。我本人也一直強調中國GDP增長的三個輪子始終不協調、不配套。在過去20幾年里，有兩個輪子越來越大，轉動得越來越快，有一個輪子被壓制得越來越小，轉動得越來越慢。這種嚴重的不協調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越來越黯淡。

　　三個輪子中，一個輪子是靠出口帶動，一個輪子是靠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主要是大的基建專案，另外一個輪子變得越來越弱小，這就是國內居民的家庭和私人的消費。2008年之前，這些問題就已經存在了，但是從2008年9月份到今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大環境沖擊之下，這三個輪子之間的不協調造成的結構性偏差變得越來越突出。

　　依靠出口貿易來提升GDP的增長速度，並不是中國的創新，中國是沿著二戰之後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出口帶動的道路來脫貧致富的第四代。根據美國南方中心的一項研究，中國GDP的增長率在全球金融風暴影響之下的2009年，要比在外貿出口很強勁的2002一2007年期間至少下降了2．5％。這個報告說道，盡管中國各級政府揮動了刺激經濟的大手筆，但是在未來的幾年內，除非中國改變嚴重依賴出口推動GDP增長的發展戰略，否則中國很難維持高於7％的GDP增長率。這跟中國國內的統計數據非常不一樣。情況非常清楚，拉動中國增長的第一個輪子在過去十幾年里越轉越大、越轉越快，靠的是全球市場特別是發達國家的景氣、需求旺盛，而現在很明顯的是，發達國家的景氣和旺盛狀況大大地萎縮，中國出口最多的這些市場，從現在到2015年期間景氣是下降的，這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一個大趨勢。所以第一個輪子要像以前那麼轉下去變得越來越難了，它只會越來越緩慢。

　　第二個輪子就是中國國內的基础建設投資。在中國，這樣一種嚴重依賴固定資產投資來刺激GDP增長的政策和思路有著比出口拉動更深遠的根源。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蘇聯解體之前，在研究比較政治經濟學的領域里，有一個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投資饑渴症”。這個術語總結了所有指令經濟計劃體制之下持續不敗的一個現象，就是政府官員和國有企業的管理層對擴大投資近乎瘋狂的追求。從純粹的經濟學來解釋，這是很難的，因為生產出來的東西賣不掉產能已經過剩了，為什麼還要投資、擴大產能?只有將這些決策者官位的升遷、個人權力的膨脹這些非經濟的參數引進去，才能理解他們投資饑渴症的動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部發展史上，現在是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的第二個高峰期。如果我們將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系統建立以來的歷年投資率做一個回顧，就可以看出來，投資總額占GDP比例有兩個時期最高，一個是“大躍進”的三年，1958年25％，1959年29％，1960年33％。第二個高峰期是1993年以後，1993年是32％，然後從一路飆升到2009年的47％。如果你不將從1949年到現在長期發展的投資饑渴症這個最基本的政策從另一個角度進行分析，就不知道這個問題有多值得我們焦慮。

　　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個輪子，是國內居民的私人消費。這是最被忽視、最弱小的，呼籲了這麼多年，這第三個輪子始終大不起來、快不起來，也強不起來。我收集到的統計數據顯示，從1978年到2009年中國國內家庭和私人消費占GDP的比重由49％下降到37％，下降幅度幾乎達到了l／4。2003年到2004年是轉折點，從此以後中國GDP里被固定資產投資所拿走的這一塊從那一年開始超過了國內居民消費的總量，此漲彼消，二者之間的剪刀差拉得越來越大。

　　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說，以上趨勢並不是很難理解，正如很多國內國外學者指出的一樣，改革開放之後，國內政治對老百姓的生活雖然有了更多的關懷，但從決策層來看，國內普通居民在決策過程中始終是一個邊緣群體，與此對應，行政系統始終是強勢集團，他們在分配公共資源時做出的決定是強制性的，可以在很多年里抑制居民、私人對福利增長的要求，能夠將家庭私人消費水平從總量上壓縮到相對的低水平。

　　居民的私人和家庭消費的比例指標，中國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的經濟體中是最低的。即便是那些人均GDP比我們低得多的經濟體，在國民生產總值怎麼分配這個問題上做得都比我們好，因為他們具有比較穩健的或者至少是在顯著發展中的民意的制度化渠道，而中國明顯缺乏普通居民的利益訴求輸入到政府宏觀經濟決策過程中的機制，這導致中國GDP增長之後財富怎麼分配具有偏差性的現象。

　　中國的這種問題屬不屬於指令性經濟計劃經濟的通病呢?我將所有在歷史上存在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數據進行了比較研究，發現中國政府在過去的50年內，從國內生產總值大餅里取走的那一塊，不但大於世界平均水平，也大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就說明我們的國富格局不單在社會主義國家格局里是最強的，在全世界也是強勢的。至於原因，我初步的觀點是，在所有曾經存在和現在仍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裡，中國實行了最嚴格和最長期的城鄉居民戶口分隔制。

　　預算公開破除國富民窮

　　我認為一定要扭轉中國國內家庭私人消費總量相對於GDP的比例一年比一年下降的局面。從純粹經濟發展的理論來看這當然是要改變的，如果說內需讓民需而不是官需持續提升，就要出台一系列配套的社會福利工程，要修正一系列公共財政法律規章，比如說各級政府的財政預算必須通過同級的人大和政協的公開辯論。這個信息一定要上網。而且要改革、改良一系列的產業政策。

　　這兩年國內一直在讨論“國進民退”。咱們中國人民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為止，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到現在的中國模式，將別的國家的人所享受的、看電影的、跳舞的、上教堂的所有時間用來辛辛苦苦地幹活，將經濟幹得不錯了，這時政府官員出來了，說不能讓民間有太大的自主權。對於此，要將眼光看得遠一些，要理解在中國歷史上國進民退已經來來回回很多次了。

　　當政府將經濟管制得太嚴、官員對中國經濟資源掌控得太全面，將中國經濟搞得氣息奄奄了，然後就放開，因為他管不下去了，這時就是“國退民進”。這時老百姓又開始勤勞，辛辛苦苦之後，中國經濟開始好了，但中國官員又回來了，又鼓吹“國進民退”了。政府行政系統的財政預算，如果說沒有同級的人大、政協公開辯論、審核，該減的減，該算的算，沒有本地區居民對財政透明度的了解，就沒有辦法改變國富民窮這個相對格局。

　　最後還要講一下，對中國模式過去20年來發展過程中取得的成就不能低估，但是對這個過程中付出的成本、代價也不能低估，因為前進的政策創新來源是對問題和代價的反思。我們在比較一個政策、一個體制好不好的時候，一定要反對絕對主義、極端主義的提法。我們一定要把它放在一個理性的、盡可能不要太意識形態化的面上讨論中國發展政策、中國模式該怎麼樣修正。

　　在國內一提到中國模式的時候，很多人就講中國模式實際上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模式，你要講中國模式有毛病，你想怎麼樣?實際上他就是堵塞了對中國模式中成本代價系統實事求是的全面檢讨和反思，然後就堵塞了對中國模式進行重要的調整和修正的創新來源。

　　我們非常不希望這樣的局面延續的時間太長。

　　(作者：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本文摘自《影子里的中國》

---

　　 談經濟離不開政治，談中國離不開世界。《影子里的中國——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是一本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國際學者把脈政治時局和經濟軌迹、預測未來危機的著作。本書澄清了當下中國的改革理路，從“中國軌迹”到“危險的鄰居”，從“即將到來的危機”到“未來中國的陷阱”，圍繞中國經濟發展軌迹、發展陷阱、金融革命、社會核心價值觀與新秩序展開思考，評判中國改革成敗，並預言未來中國的新危機與未來世界的新格局。焦點話題均為約稿專文論述，作者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巨大，為新一屆政府提供了發展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