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政治後遺症

　　何帆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摘要：我們至少已經發現了全球政治中的三個斷層線：不同年齡的人口之間的沖突、超級富豪和社會大衆之間的沖突，以及不同的種族、宗教之間的沖突。在金融危機陰影擴散的背景下，各斷層之間的摩擦和碰撞會更加激烈。全球憤怒的野火才剛剛點燃。日趨緊密的全球化運動將使這團野火燃遍世界各地。如果各國的政策決定需要更多地考慮國內的政治壓力，那麼，我們將會看到，未來的國際經濟中會出現更多的貿易戰、貨幣戰和就業戰。

　　人們往往在危機之後過早地樂觀。

　　2009年，人們已經在談論經濟增長的“嫩芽”（green shoot），然而，“嫩芽”很快就被嚴霜摧折。2010年，人們又開始談論“复蘇的夏天”（summer of recovery），可惜，我們又從夏天一步邁入了冬天。

　　這場金融危機持續的時間、影響的程度，大大超過了我們最初的預料。

　　到目前為止，我們至少已經發現了全球政治中的三個斷層線：不同年齡的人口之間的沖突、超級富豪和社會大衆之間的沖突，以及不同的種族、宗教之間的沖突。在這三種沖突的作用力下，社會闆塊之間的摩擦和碰撞會更加激烈。

　　英國《金融時報》將2011年稱為“全球憤怒之年”（Year of Global Indignation）。其實，全球憤怒的野火才剛剛點燃。在未來數年，全球憤怒將呈燎原之勢。

　　導致全球憤怒蔓延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這些因素本身不會引起社會動蕩，但它們將如催化劑一樣，使得社會變動來得更加猛烈。

　　第一個因素是遇到債務壓力的各個國家將採取更加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從長遠來看，財政緊縮對於經濟的健康發展是有利的，但是，在短期之內，過分嚴厲的財政緊縮反而會加劇經濟衰退，並引發社會動蕩。財政緊縮會導致社會福利支出的減少，並使得受到危機影響的社會成員處境更加艱難。比如，在經濟衰退期間，領取失業救濟的人數將會增加，但政府如果要緊縮財政，必然實行裁員，這將使得失業問題更加嚴重，與此同時，政府又可能減少失業救濟支出，這對失業者來說乃是雪上加霜。Ponticelli和Voth曾根據歐洲的歷史，對財政緊縮和社會動蕩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分析。根據他們的研究，當政府削減財政支出的規模占GDP的比重超過2%時，包括遊行、騷亂、罷工、政變等社會動亂發生的概率將明顯提高。按照歐洲各國目前的財政緊縮方案，希臘削減財政支出的規模將超過GDP的5%，西班牙和葡萄牙將超過3%，英國和許多歐元區國家將超過2%。

　　第二個因素是城市化的發展。根據聯合國的預測，未來40年，全球幾乎所有的人口增長都將出現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之中。現在全世界的人口已經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市，到2045年，三分之二的人口將居住在城市。城市是經濟增長的引擎，也是創新活動的源泉，但是，城市同樣可以是社會動蕩和騷亂的中心。發展中國家的青年人口數量激增，城市化的進程將他們召喚到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他們懷抱著美好的夢想到了城市，卻發現自己的容身之所是肮髒破敗的貧民窟。到2010年，發展中世界的城市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居住在貧民窟。潛在的社會動蕩不僅可能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也可能發生在發達國家的城市。發生在倫敦和巴黎街頭的騷亂，已經警示著我們，在城市繁榮的表層下面，不滿和憤怒的地火正在燃燒。

　　第三個因素是全球化的推動。全球化並不僅僅是經濟活動的全球化。隨著交通、通信工具的發展，人與人之間的跨國界交流也日益密切，這使得不同地區的人們之間可以更容易地學習、交流和模仿，也使得社會運動更容易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傳染。發生在突尼斯的抗議和示威運動，很快席卷了幾乎所有的北非中東國家，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之內，便導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權更叠，並進而引發了利比亞內戰。發生在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最早是在紐約市海狸街16號的一間房子里醞釀出來的。參加海狸街16號會議的人員，既有土生土長的紐約人，也有來自埃及、西班牙、日本和希臘的人員。這些社會活躍分子中，有的參加過阿拉伯之春，有的組織過歐洲的抗議活動。佔領華爾街的創意，其實就是模仿了5月15日，在西班牙馬德里出現的佔領太陽門（Puerta del Sol）的示威運動。

　　第四個因素是互聯網和社交網路軟體的出現。互聯網、聊天室、社交網站等的出現，使得人們能夠瞬時交流信息，大大降低了人們形成集體行動的成本。手機和互聯網聯繫起來之後，變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快。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關係，有些類似電報和電話之間的關係，盡管從技術上來說相似，但電話和手機使用的便利性遠遠超過電報和電腦。互聯網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往往會被高估，比如，很多人認為，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網站在“阿拉伯之春”中發揮了決定性的鼓動和號召作用。事實上，互聯網上的信息只能強化人們對固有理念的認同，尚難以起到啟蒙和讨論的功能，而且，互聯網難以形成長期、穩定的政治力量，它更適合激發持有同一理念的人們自發地形成較大規模的集合。但是，僅僅是這一點，就足以使人們對其刮目相看。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之後，一位網上的政治積極分子Zack Exley建立一個匿名網站，號召大家起來抗議佛羅里達州的選舉結果，結果在選舉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六，就爆發了100多次抗議活動，參加人數多達數千。2001年，菲律賓的民衆通過手機信息互相通氣，一起到黎刹靖國神社（EDSA Shrine）抗議Joseph Estrada總統的腐敗，最終導致總統下台。

　　在上述三條斷裂線和四種催化劑的作用下，未來的國際政治環境會發生較大的變化。全球化時期以經濟自由主義和政治多元主義的主流思潮對公衆已失去吸引力。各國政府在今後既需要關註經濟增長的問題，又需要關註收入分配的問題。盡管從邏輯上講，唯有把經濟蛋糕做大，才有更多的條件考慮如何分蛋糕，但由於全球經濟將處於長久的低迷，當全球經濟的蛋糕難以擴大之後，各國政策會轉為爭搶面包屑。處於停滯的經濟引起收入分配的劇烈變化，收入分配的變化制造出贏家和輸家。這兩群利益迥異的人會形成不同的團體，既得利益者要求保持原有的格局，失敗者要求更多的政策保護，絕望者要求革命，這勢必形成不同的政治壓力。在多種政治壓力的合力之下，政策導向隨之改變。

　　如果各國的政策決定需要更多地考慮國內的政治壓力，那麼，我們將會看到，未來的國際經濟中會出現更多的貿易戰、貨幣戰和就業戰。

　　貿易戰和貨幣戰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贏得更多的就業機會。制造業的就業機會對政治更重要。事實上，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工業化國家，服務業在提供新的就業機會方面貢獻會更大。隨著制造業逐漸升級換代，機器將越來越多地替代勞動。制造業能夠提供的就業機會也將逐漸萎縮。但是，和服務業的就業者相比，制造業工人的組織程度更高，工會的力量不容忽視。由於制造業大多是可貿易部門，因此當制造業就業受到影響的時候，政客們傾向於採取貿易保護主義。然而，事實證明，貿易保護主義難以有效地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相反，可能會處罰連鎖性的“貿易戰”。1929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之後，盡管很多經濟學家反對，但美國國會還是在1930年6月實行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該法案通過之後，許多國家對美國採取了報復性的關稅措施，使得美國的進口額和出口額驟降50%以上。全球貿易一片混亂，從1929年到1934年，世界貿易規模萎縮了大約66%。《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剛剛通過的時候，美國的失業率為7.8%。但到1931年就驟然升到16.3%，到1933年已經達到25.1%。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盡管各國採取了較為克制的態度，但貿易保護主義仍然逐漸擡頭。世界貿易組織的多哈回合談判基本停滯，針對中國的反傾銷訴訟案件顯著增加。巴西總統DilmaRousseff宣稱：“面對目前這場國際危機，我們的主要武器就是擴張和捍衛我們的國內市場。”

　　貨幣戰盡管是在國際層面打響的，但也起源於國內的政治壓力。所謂貨幣戰，是指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利率、印錢和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可以干預匯率。歷史上曾經爆發過兩次貨幣戰。一次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競相採取“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策略。先是1921年德國馬克貶值，這導致德國出現了現代經濟史上第一次惡性通貨膨脹。1925年法國在恢復金本位制之前貶值，以獲得擴大出口的利益。這給英國帶來了壓力，英鎊本來就高估，後來又遇到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到1931年，英鎊再也堅持不下去了，被迫退出金本位制，數月之內英鎊對美元貶值30%。1933年，羅斯福總統剛剛上台，就宣佈沒收黃金，並在市場上大量買入黃金，以此促使美元貶值。這段時間的貨幣戰加深了各國的衰退程度，並使國際金融市場始終處於動蕩之中。另一次貨幣戰爆發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是美國強迫其他國家貨幣升值，以緩解自己遇到的國際收支問題。1967年英鎊危機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就已經岌岌可危，其他國家不信任美元，紛紛要求把美元兌換成黃金，這導致美國的黃金大量外流。1971年，尼克鬆突然宣佈美元不再兌換黃金，且單方面徵收10%的特別進口稅。之後，各國達成史密森協議，美元對黃金貶值9%，其他貨幣對美元升值3%-8%，日圓升值幅度高達17%。美元貶值之後，美國經濟並未煥發活力，而是在1973—1981年間經歷了三次衰退。20世紀80年代，美國再次擔心貿易逆差，又要求其他國際貨幣升值。1985年十國集團達成廣場協議，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法郎貶值40%，對日圓貶值50%，對德國馬克貶值20%。美國本來希望貶值能刺激制造業的就業，但到了1986年，美國的失業率仍然高達7%。從歷次貨幣戰的結果來看，靠貨幣貶值的辦法，既無法刺激經濟增長，也無法有效地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但政客們一心尋找快速治療方案，總是對貨幣戰情有獨鐘。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一輪新的貨幣戰硝煙又起。2010年9月巴西財政部長Guido Mantega說，我們正處在一場貨幣戰爭之中。人民幣成為了這場貨幣戰中的最大受害者。

　?在這一背景下，國際經濟協調的方案更難以實現。由於各國政府紛紛向內轉向，雙邊協調和談判的難度越來越大，國際經濟協調更多地依靠多邊體制。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後，G20應運而生，成為國際經濟政策協調的最主要的平台。G20的成員更具有代表性，其中包括了最主要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最主要的債權國和債務國，最主要的能源出口國和進口國。G20建立了領導人出席的峰會機制，並配合以部長、副部長級的工作會議，能夠較為有效地執行會議的有關決議。但是，從G20的發展來看，未來前景不容樂觀。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之後，發達國家忙於救市，發展中國家只是在旁觀望。2009年，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採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此時，國際經濟協調自然較為輕鬆。然而，從2010年起，各國的經濟形勢出現了較大的分化。有些發達國家還在擔心通貨緊縮，但不少發展中國家已經遇到通貨膨脹的壓力。各國政策的外溢效應日益顯現。美國的數量寬鬆政策，為全球金融市場提供了充裕的流動性，這些流動性進入能源和初級產品市場，就推高了能源價格和初級商品價格，進入新興市場就帶來了這些經濟體資產價格上漲、貨幣升值的壓力。G20在協調各國政策方面，開始顯得捉襟見肘。G20提出的強勁、可持續、平衡的增長，已經化為泡影。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倡議，在G20的談判桌上已基本上偃旗息鼓。發展議題難以提出實質性的新內容，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談判中仍然處於被動的局面。對於G20而言，目前能夠期待的最好結局，就是不要發生最糟糕的結局。

　　黑格爾曾經說過，人們從歷史中學到的最大的教訓就是，人們從來不會從歷史中學到教訓。歷史或許不會完全複製自己，但以史為鑒，足以使我們警惕未來的潛在風險。

　　畢竟，下山的路和上山的路已經不是同一條路。

本文摘自《影子里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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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經濟離不開政治，談中國離不開世界。《影子里的中國——即將到來的社會危機》是一本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國際學者把脈政治時局和經濟軌迹、預測未來危機的著作。本書澄清了當下中國的改革理路，從“中國軌迹”到“危險的鄰居”，從“即將到來的危機”到“未來中國的陷阱”，圍繞中國經濟發展軌迹、發展陷阱、金融革命、社會核心價值觀與新秩序展開思考，評判中國改革成敗，並預言未來中國的新危機與未來世界的新格局。焦點話題均為約稿專文論述，作者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巨大，為新一屆政府提供了發展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