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民”之爭

　　1991年底至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已被停頓、甚至倒退的改革再一次風起雲湧。這段時間是中國國有企業從根本進行變革與重組的開端。在中國這個特殊的市場環境里，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你看不見石頭，深一腳淺一腳地走著。這段時間出台了很重要的《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見》和《有限責任公司規範意見》，這是中國第一部公司法的前奏。1991年底到1992年5月，短短五個月時間颠覆了中國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

　　到了1993年，中國出台了第一部公司法，全國開始按照公司制對所有國營企業進行改制。新成立的國家經貿委從原國家發改委接過了主管職責，稱之為現代企業制度。原先的國家體改委被改成了體改辦。在中國的行政體制里，部一級的單位不一定都叫部。同樣是部的級別，叫委的比叫部的權力更大，地位更高；叫辦的，雖也是部級，但權力、地位就降低了。在中國證監會之上，成立了國務院證券委，地位在證監會之上，將證監會置於其管轄之下，朱镕基副總理兼任主任，原國務院生產辦公室升格為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

　　我關註到一個與我的職業、我的公司命運直接相關的變化是，股份制改制這項工作沒有了，變成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這項工作也不歸降格後的體改辦管了，轉而歸國家經貿委管，國家經貿委的企業司專管這項工作。

　　什麼叫“現代企業制度”呢？我專門買了一本國家經貿委主編的書《現代企業制度》進行閱讀，一個標準的、簡單的概念是：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基础的企業法人制度、有限責任制度。概括起來就是“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十六個字。整個把一本書讀下來，沒發現有任何新意，也沒發現有多大價值，也不知道所謂的“現代企業制度”現代在哪里？只知道核心還是股份制。

　　所謂的“產權明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只有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產權不明晰。當然也有許多企業的產權也不明晰，有的甚至是故意不明晰，例如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名義上歸鄉、鎮一級政府所有，但許多為鄉鎮的農民所創辦，實際上是私營企業。如果將其明晰化，它就不再是鄉鎮企業了，就再也享受不到鄉鎮企業的任何優惠政策了。比如，什麼稅收優惠、什麼上級部門的專項資金、許多的銀行貸款、甚至生產資料的優惠以及鄉鎮企業職工的許多個人福利待遇。產權歧視在當時是泾渭分明的。

　　1997年我們在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操作的一樁案例非常能說明當時的狀況。國內最大的生產防盜門的企業是位於遼寧營口大石橋市的盼盼集團，盼盼的前身是大石橋市的一家加工鐵制辦公櫃的鄉鎮企業，濒臨破產之時，工人出身的韓召善出面承包，救企業於危難之中，並轉產生產防盜門，在1990年北京亞運會期間，巧用吉祥物熊貓盼盼，產品熱賣而一躍為全國著名企業。當時鎮政府就讓韓召善出錢將企業買下來，只需一百多萬元人民幣。但韓召善擔心由鄉鎮企業變為私營企業後，摘掉了紅帽子，相關的優勢沒了、相關的支援沒了、相關的政策也沒了。他一直戴著鄉鎮企業的紅帽子經營著盼盼。沒想到企業一年將產品賣到了十萬镗，銷售收入幾個億。這個時候還可能按當年的定價買下企業嗎？在萬盟的主持下，萬盟為盼盼設計了私有化方案，並制定了全國性並購、公開上市等一系列發展戰略，讓地方政府理解、接受並最終支援了萬盟的方案，韓召善以最小的成本有條件地獲得了盼盼的股權，摘掉了紅帽子。這個案例最後在北京召開了新聞發佈會，當時在全國工商聯主持工作的胡德平主席親臨發佈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輿論界和全國都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們同時在《北京青年報》上發佈了一個公開的徵集邀請函，盼盼集團面向全國公開徵集投資、並購目標，結果全國幾十家大大小小企業給萬盟發函，願意尋求被並購，其中不乏大中型國有企業。這也是萬盟當年投資銀行業務中，最有經典意義的案例之一。今天回顧起來，也可以看到當年“國退民進”市場環境的縮影。

　　那麼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產權又如何明晰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公司化，明確出資主體，改制為國有公司、國有控股公司或參股公司。叫公司就是按公司法依法設立，依公司法而設立的公司都是股份制的，都是將公司財產量化折為股份的，這和股份制有什麼兩樣呢？至於“政企分開、權責明確、管理科學”不都是股份制企業對治理結構的基本要求嗎？

　　後來才懂得，從“股份制”到“現代企業制度”主要是政府高層的事權調整，國家經貿委取代國家體改委分管同一件事情，在內容不變的情況下，把名詞換了。體改委變成了體改辦，原體改委主管股份制改革的生產體制司司長孫樹義，去了某個協會，退二線了。主管處叫所有制結構處，原處長李曉雪、副處長張新文等股份制專家去了中國證監會。而國家經貿委掌控了國企改革的大權。首先是股?制的審批權拿過來了，上市的初審權也拿走了（雖不叫初審權，但經貿委不同意，休想上市）。

　　接下來又是搞研讨會，國家經貿委組織全國性現代企業制度研讨會；然後搞試點，叫“萬千百十”計劃。國家層面搞十個試點，省級層面搞百個試點，以此類推。內部傳送的信息就是凡納入試點的企業，將優先上市，優先貸款。於是，從上到下打破了頭往局子里鑽，經貿委企業司馬上就成了熱門單位，尋租空間頓顯。

　　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實際上是將自1992年開始的股份制試點工作向企業全面改制鋪開。1993年公司法作為中國第一部公司法律也結束了“兩個規範意見”的歷史使命。雖然這背後有深層次的政治因素，但這畢竟是中國企業全面走向公司制企業最重要的一步。

　　中國經濟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重組最核心的問題是產權制度改革的問題，這一問題過去始終沒有解決。沒有解決的根本原因在於理論上的障礙。深圳作為第一個經濟特區進行試點時，在深圳成立的企業就嘗試利用現代公司制度。現代公司制度的核心是資產資本化，資本必須體現為一個獨立的企業法人，這個獨立的企業法人必須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通過公司法規範公司法人的全部行為。公司的核心是資本，資本的表達方式就是股份，由股份的擁有者或代理人行使股份的各種權利，以股份的總額承擔有限責任。問題就在於資產的資本化。一講到資本化，就在理論上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產生沖突。不論是於光遠、吳敬鏈也好，還是厲以寧、蕭灼基也好，那個時代的著名經濟學家們，只能從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只言片語里找一些所謂理論根據來給股份制打圓場，理論上誰也無法辨清股份制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中國正在進行的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展開各種經濟合作並引進外資這樣的制度性大重組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到底是不是將中國帶到資本主義去？在當年都是禁區，誰也說不清楚，關鍵是沒有一個輿論環境讓大家來說。

　　鄧小平的偉大就在於他的實用主義哲學，用共產黨的理論體系表述出來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如果在九十年代初期要將“中國向何處去”搞清楚再往前走，中國就走不下去了。沒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沒有清晰的哲學思想、沒有學院派的方法論，只有“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必然導致同樣的一件事情，一會兒叫股份制，過一兩年又叫現代企業制度。越到社會的底層就越是說不清楚，今天這樣幹是對的，明天用同樣的幹法就錯了。

　　這種模糊不清的理論邊界在哪里？道德邊界在哪里？法律邊界在哪里？還要持續多久？至今依然是個謎。

　　幸好朱镕基在這樣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扮演了一個強勢的、將鄧小平實用主義哲學堅決貫彻到底的角色。他是一個完全生長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最核心部門的領導人，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熟得不能再熟了，但他擁有重要指揮權、決策權的舞台已經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舞台了。他把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央集權體制和資本主義市場手段結合起來，揮灑自如於他的舞台上。

　　他的第一招，是採用拉閘政策，強制性地緊縮銀根，以犧牲1993 年因前一年的經濟熱而形成的房地產開發浪潮為代價，採用硬著陸，制止住了通貨膨脹。他的行政手段，幾個月之內，讓整個中國銀行界風聲鶴唳，人人自危，一大批行長下課。緊接著整頓證券市場，自任證券委主任，用計劃經濟的行政手段，規範資本市場。暫時關閉了對外開放的資本大門，讓全球企圖躍躍欲試的金融豪門，在大肆通過B股、通過H股、通過紅籌股進入中國資本市場之後，紛紛撤退；通過金融機構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將銀行旗下的證券公司、信託公司全部剥離出去，信託公司又與證券公司“信證分離”，制止了中國金融機構的混業亂象與監管亂象。讓銀行與證券、信託等直接融資部門全部脫鈎，避免了金融市場的惡化，展現了他深厚的金融功底，使他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最有權力的社會主義“投資銀

　　行家”。

　　他勇敢地採用華爾街的建議，用“抓大放小”，實則是抓好放壞的方式，採用重組、改制、破產的手段，將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因為民營、鄉鎮企業的崛起，因為外資引進的沖擊，因為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多年積累，因為市場經濟的推進導致對成千上萬的國有企業施以重手，從四大銀行剥離出四大管理公司，讓其自生自滅，才使一部分國有企業從死亡線上活著出來。總體來說，對國有資本，第一次採用了大規模的“退”的方式。國務院公開作出決定，將國有資本從競爭性行業里，逐漸全部退出。

　　這段時間與前十年統一的、全國性的政策性調整所不同的是，自1992年開始，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改革的廣度、深度，改革的方法、技巧、層次也呈現出多樣性、複雜性，因區域不同而推進了不同的全方位變化。

　　從1992年以股份制改革為核心推動的這場企業制度的改革，到2012年已經整整二十年時間。這二十年是中國企業、包括民營企業最大動蕩、最大變革、最大發展的時期。這二十年的時間，中國走進了工業革命中期，建立了全國性、各種產業齊頭並進、涉及產業鏈上、中、下的龐大的工業經濟基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從這一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成功的。這一成功，可以簡單地進行以下總結：

　　第一，建立、形成了符合中國現階段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得益於巨大的、低成本的勞動力紅利；得益於巨大的市場。

　　第二，形成了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多種經濟形態並存的豐富的資本形態、產業形態、企業組織形態。

　　第三，建立了以現有經濟特點為核心的經濟秩序、法律秩序、管理體系、科研體系、監管體系、市場體系、服務體系。

　　在這二十年，中國全面展開了以改革開放為旗幟的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市場經濟建設中共有三條核心主線。一條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一條是引進外資，形成的境外投資企業；還有一條是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由龐大的民間資本所形成的民營企業。由此形成了“共和國有限公司”新的股權結構、國有資本控股、多種股權形態並存的股權結構。

　　這三種經濟力量成為支撐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础。同樣的，對這三個力量的配置、管理、駕馭也就是重組是否得當，也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成敗。

　　在國有、外資、民營這三個力量的重組和配置過程中，近十年來，又一個新的力量伴生出來。這就是國不國、民不民的一種資本力量，民間稱之為“官僚資本”。

　　這幾種力量在這二十年中的形成軌迹大體是這樣的：

　　國有資本：自1992年開始，展開了全國性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但總體上還是停留在少數地區和少數企業。1993年有了中國的第一部公司法之後，全國各地才開始漸漸將工廠制企業向公司制企業進行改制。但這個改制對企業的影響自然不大。

　　1997年黨的“十五大”之後，才真正拉開了中國國有企業大規模改制的帷幕。從1997年至2002年，是中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力度最大的五年。

　　這期間完成了全國性國有企業的公司化改制；國有資本在“抓大放小”的重組思路下，進行了大規模的產權制度改革。國有資本逐漸從競爭性行業退出，同時，關閉了許多產能過剩的行業。

　　國有資本的大舉退出，給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空間；國有資本的大舉“退”，給民營資本讓出了大舉“進”的機會。“國退民進”成為這五年經濟體制改革的主旋律。當時的國家經貿委列出了“國退民進”的多個行業，僅以德隆集團為例，在這五年間便完成了對新疆屯河集團、新疆水泥、沈陽合金、湘火炬、南京二機床、陝西齒輪、陝西重汽、重慶綦江齒輪、重慶重汽等等幾十家國有企業的並購、重組。

　　1997年直轄的重慶市，一大批中央企業、原四川省屬企業被“放”給重慶；重慶市政府又經過篩選留下一批要“抓”的企業，又“放”了一批中小企業到市屬各區縣。各區縣領導每天都像消防隊員一樣，去接過從未管理過的“下放”中小企業。這些企業幾乎都背著百分之百的債務，工資不保、社會福利體系尚未健全。全市趕緊成立下崗職工安置中心、“下崗”取代“失業”，成為當年最流行的語言。社會醞釀了極不安定的因素。各級地方政府全部陷入破產、清算、職工安置的被動局面。

　　中國的制造業幾乎整體“涅槃”。

　　當年這些企業整體去向有幾種：整體破產、整體改制、消減債務後被外資、民資和管理者收購；國企之間重組合並，不死不活地被煎熬著。對這幾種去向，各省有各省的做法。在東北、西北，基本上就是一個字：“賣”。誰買就賣給誰。

　　1998年我和一幫朋友到新疆東部的哈密市考察瓜果產業的重組改制和上市，市委書記見我們第一句話就是：“我這里沒幾個國有企業，你們看中誰，想買哪一家盡管說，我們就一個‘賣’字。”戈壁灘上，人迹罕至的地方，竟然可以看到三九集團在大漠深處收購的國有藥廠。在山東，幾乎是全員改制，賣給職工；在上海，因政府的財政實力雄厚、不改不賣，能破產就破產，用土地支付破產成本，還有很大的餘額。中部、西部地區力度最小。在青海，我以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的名義，去考察青海國企改制，分管副省長親切地接見了我，考察下來，幾乎所有的國有制造企業資產負債率都在百分之百以上，沒有金融工具，無法操作；在遼寧，當年的東北重工業腹地，最讓人為之驕傲的中國現代工業基地幾乎全部停頓，曾經的沈陽鐵西區又是東北重工業基地最密集的地區，該區的所有煙囱都不冒煙了，被戲谑地稱之為“度假區。”由於中國投資銀行不發達、金融產品不豐富，遇到大面積產能過剩，資產價格被嚴重低估時，我們只有採用簡單的行政措施去解決經濟問題：就是所謂的“抓大放小”“關停並轉”行政性重組模式。其他許多民間的企業由民營企業整體買斷、管理者整體買斷、管理者加職工的整體買斷，但很快就因為利益分配不公、職工舉報、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導致職工安置壓力過大等等原因，遭遇各種紛紛議論的國有企業改革政策，不得不重新調整。

　　這期間在全國範圍引起重大爭議的就是當時剛剛當上總理的朱镕基所力挺的美國柯達集團整體並購中國感光行業的事件。當時我們剛剛創辦了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幾個並購業務做得小有名氣，我被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邀請參加他們舉辦的雙週論壇，主題就是如何看待美國柯達集團整體收購中國感光行業。1998年3月23日，美國柯達集團總部宣佈出資三點八億美元，收購汕頭公元、廈門福達、無錫阿爾梅三個國內著名感光行業企業。這件事在中國引起很大反響，紛紛反對者有之，力挺贊同者有之，我當時就站在產業整合與經濟全球化的角度對本次並購給予了贊同的評價。中國在沒有競爭優勢的領域里就應該退出，二十多年過去了，當時的決策在今天來看就是正確的，我們畢竟變現了三點八億美金。而今天由於科學技術的發展，產業的變革更加頻繁，連當年並購主體柯達都破產已成為歷史了，如果我們要抱著民族工業的情結不退出，不僅拿不到三點八億美金，而且這三個企業也不知什麼時候就灰飛煙滅了。反而是在2003年之後，整整十年里，我們再也看不到這樣精彩的退出案例了。

　　自黨的“十六大”之後，國資政策發生重大變化。首先是叫停了全國性的“MBO”即管理者收購。發出了國有資本有“進”有“退”的聲音。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加強了對國有資產的監管，規範國有資產出售和交易，打擊了一批國有資產流失行為。國有資本雖然聽起來是實行著“有進有退”的政策，但在實際執行時，因為權力的需要、因為各個利益主體的需要和國有資本錢權結合的強大能力，基本上是單向地由“退”而“進”，由守而攻。一旦這樣的策略確立起來，加之國有資本與政府的天然聯繫，由政府控制的整個社會資源再次向國有資本傾斜。使國有資本在這十年里，得到了大踏步地“進”的機會。雖然有高層政府官員一再聲稱：不存在“國進民退”，但誰也無法否認國進民退的實質。爭議歸爭議，事實是事實。時至今日，中國的國有資本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資本力量。這種力量與倪靜涵、黃炎森領導的重慶起重機廠的“國營企業”時代，以及張定明、徐兆吉領導的國有企業被民營企業挑戰的時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行政力量重新進入經濟領域後，原材料、市場渠道、全球資源、金融資源、監管資源、政策資源都向“國有企業”傾斜時，國有企業不可能不“膨脹”起來。曾經被分開的政企關係，政資關係以更深層次的方式融合了，國有資本扛著“有退有進”的旗幟時，沒有人會採用退的。即使中央三番五次，要求許多央企從房地產行業退出來，可就是沒有多少退得了的。我們一直強調主營業務突出，但我們卻看到一些央企涉足了數不清的行業，天上飛的、地下跑的、水里遊的，幾乎所有行業都可以看到這些央企的身影。金融領域，我們從來就沒有宣佈過實行混業經營、綜合監管，但我們已經找不到一家全國性金融機構還在進行分業經營了，我們也看不到任何一個採取混業監管的法律和機制。“有進有退”變成了“只進不退”，全面湧進。國有資本史無前例地成為全球無可比擬的最強大的資本力量。國有資本不僅沒有從競爭性行業退出，而且在壟斷性行業里更高度地壟斷；在競爭性行業里，也同樣全面進入，失去競爭。甚至在金融領域這樣的完全競爭性現代服務領域，國有資本也已高度壟斷。競爭的，沒了競爭；壟斷的，高度壟斷。發展到今天這一步，國有資本與過去相比，發展什麼都變了，但其本質沒有變化，就是沒有多少人關心“利潤”的根本沒變，國有體制的“劣根”就沒有消除。

　　現在是過去形成的。未來是過去的簡單延伸、簡單重複，我們應該從今天開始，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根據今天全球和中國經濟狀況，結合未來十年的發展趨勢進行真正的國有企業的深化改革。我認為，隨著我國2013年的政府換屆，中國又將開始一個新的十年徵程。新的十年同樣是機會與挑戰並存，但獲得機會的技術含量比過去會更高；過去的成功更多靠開放，未來的機會獲得更多靠改革；同樣，未來十年的挑戰比過去十年也更艱難、更複雜。對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來說，一個簡單的“退”與“進”很難說清楚國有企業的發展取向。借此我想談一點簡單的預測與建議：

　　第一，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不可能私有化，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會發生變化。但我認為，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混合的經濟體制中，“混”的比重會加大，國有獨大與“控”的比重會降低。由於民間財富的增長，民營企業與民營資本的強大，國有與民營再不是界限清晰的分水嶺，“國”中有“民”，“民”中有“國”；“國”控“民”，“民”控“國”都將十分普遍。國有資本將借民營資本的機制的靈活性、市場化程度、極高的運行效率彌補自身的不足，以此借道滲透進入國有企業不太擅長的高科技、現代服務、消費品等完全競爭性行業；民營資本也將會借國有之強、國有之大間接地、靈活地獲得國有的政策、土地、金融、行政資源優勢。我認為，黨中央和各級政府，尤其是各級國資委要為國有資產與民營資產的大融合，創造寬鬆與活躍的經濟環境。

　　第二，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依然是改革的難點。這十年來，之所以感覺中國越來越像“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限公司”，也說明政府對經濟的主導作用太過強大。經濟學家們稱之為干預。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國有企業的領導人的考核任命不是來自真正意義的董事會，而是由組織部、人事部考核任命後，由董事會履行一個程序而已。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政府就必然會形成對國有企業國有資本的主導。和二十年前相比，十年前相比，中國各級地方政府的行政官員們都成了經濟專家了。作為投資銀行家，我今天打交道的各級政府官員，已經不太像過去那些不懂經濟、高高在上的行政官員，我們可以很容易和他們交流，幾乎就是我們的生意伙伴。和西方相比，中國的政府官員的要求太高了，也太難當了。政治、行政與經濟的這麼緊密的關係在今天的市場經濟的中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狀態的好處與弊病都是顯而易見的。沒有這種緊密的關係，中國經濟不可能產生這麼快的經濟發展速度，但同樣因為這樣的關係，也嚴重地影響了中國經濟的發展質量和科學發展觀。未來十年，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是中央集權制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础，也符合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的文明傳承。因為政企、政商之間有太多的深層次的問題難以割舍，所以，未來十年，各級政府與經濟的關係與今天變化不會大。

　　第三，不排除一些中央、地方國有企業被民營資本控股的可能性。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在今天已經難以呈現出較高增長可能性的一些國有資本，必然走向被重組的結局。一種可能是被同行中的更大國有企業重組，另一種可能就是被行業中或者產業鏈上下遊的民營企業收購。比如機械、電子、化工、運輸、物流等領域。

　　第四，出現更多國有、民營、外資相互融合由民營資本控股的企業

　　形態。全球性產業分工加劇，中國產業由於勞動力、市場、管理、技術提升等原因在許多領域不斷獲得突破，大規模出現中國企業採用各種方式全球並購、中國整合的趨勢。在這樣的整合中，中國的產業資本、金融資本逐漸從產業鏈的下端走向產業鏈的上端，使中國經濟質量明顯提高，歐洲、北美、日本許多進入夕陽時代的企業被中國資本並購、再生、重組大量的產能被轉移至中國沿海、中部和西部腹地。十年結束，中國資本控股的企業在世界五百強中可以占到三分之一的比例。

　　海外資本：在經歷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低潮後，進入九十年代成為海外資本最好的發展時機。中國經濟發展基础太薄弱，便採用了很好的開放策略和產業政策，大規模引進海外的資本、技術、人才、品牌、管理。早期的華僑資本、東南亞資本、港澳資本逐漸讓位於代表各產業領域頂尖水平的世界五百強。汽車、高端裝備、節能、環保、生物技術、金融資本、高科技、零售業、服務業、醫療器械、成套設備大舉進入中國，逐漸以技術、品牌、管理、資本、人才的優勢在中國形成了強大的資本力量。在許多領域，外資都牢牢掌握著產業主動權和控制權。下一個十年，這種局面將發生根本性改變。

　　民營資本：這是十年里最無奈的資本力量。經歷本世紀初若幹大型“系”族民營企業的全面崩潰後，民營企業大體走向是：一大批企業家失去信念，帶著財富遠渡重洋；再也不敢宣稱做大做強，而盡量下沉、低調、專一，進入專業的產業領域；進入資源領域，尋求快速變現；大量資本被擠到國有資本難以形成優勢的高科技、互聯網、電子信息、餐飲業等領域或者進入虛擬市場，投資於不動產、期貨市場、股票市場、收藏市場和民間金融。資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積極的價值觀。得不到更多參與機會的民間資本，只有被逼到最後的角落。那就是“地下錢莊”、高利貸盛行。在全中國以爆炸般的速度像風一樣誕生的典當行、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村鎮銀行等低端金融機構，幾乎全部成了民間高利貸工具。尤其是2011年，在通脹持續上升、銀根一次次收緊之時，遊離於金融體系之外的民間資金、民間金融，更是近乎瘋狂。

　　自2013年開始，中國又將進入一個新的十年。我相信未來的十年既不同於1992年至2002年國退民進的政策導向，也不會與2003年至2012年相一致。如果繼續維系這個十年打著“有進有退”的名，實則前進而無一退的政策導向，我想，不到新的十年結束，中國必將面臨一場不可逆轉的因高通脹崩潰和資本結構性的巨大缺陷而帶來的產業空心化，從而引發金融危機，並發展成為“共和國有限公司”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場經濟危機。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十年之後，這三個資本力量將會是什麼走向呢？本人不太關心民營資本的走向，也不太關心外資的走向。很簡單，國有資本的走向，決定著民營資本的走向；中國經濟的走向，又決定著外資力量的走向。

　　核心問題是：國有資本歸誰所有？國有資本歸誰管理？國有資本產生的利潤如何分配？

　　資本的屬性是：盈利、增值。歸誰所有就是為誰盈利、為誰增值。

　　國有資本的管理必須解決的問題是：誰為誰管理？管理者與所有者如不能真正分開，不能各自獨立，管理者就不可能是優秀的管理者，所有者也就不可能獲得豐厚的回報。

　　這些都是太重大的理論與實踐問題。有太多的人在研究、思考涉及國家、社會的性質與體制問題。作為一個公民，本人謹在這里對國有資本的管理運營體制提出個人的改革建議。

本文摘自《中國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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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在國內第一次獨創性的從“國家公司化”的假設，以作者幾十年來在政府、國企、農村、海南、海外、資本市場等地方與各領域的大量親歷和案例，以一個投資銀行家的視角，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限公司”在國有資本、民營企業、金融領域、對外投融資、海南特區、三農領域以及“公司文化”方面講述了大量真實的故事；進行了大量的分析思考；提出了大量的極富獨創性的創意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