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需要

　　市場上一方面有供給，另一方面有需求。上面我們講了要對自己的“供給”有信心，下面則該講講需求在“選擇”的問題上所起的作用了。

　　人生的問題之所以能用經濟學的原理來加以分析，原因之一就在於，生活中，我們不僅要考慮自己“需要”什麼、自己能“生產”什麼，還要考慮“社會需要”什麼。人這種社會動物的生活，是在與他人的相互作用中發生的。一個人的“社會價值”，是在與另外的人、與公衆、與社會的關係當中實現的。一個人可以完全不顧及別人的評價，但所實現的只是“個人的”價值，而“社會”價值，則要由社會來加以評價，評價的標準主要就在於你是否為社會、為他人生產出了、提供了多少有用的產品——無論是物質的產品，還是精神的產品。

　　我們過去的經濟體制，雖然整天說要“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並把它命名為經濟的“基本規律”，但從本質上是忽視需求、忽視對需求的研究的，並且缺乏一種“產銷見面”、“供求見面”、相互適應的機制。結果是一方面生產出了不少不符合社會需要的東西，生產出來後因沒人要而大量積壓，浪費了許多資源；而另一方面，人們需要的東西又不能生產，發生嚴重的物品短缺。人才的生產、人力資源的“配置”也是這樣。不顧社會的實際需要，按想當然辦事，結果是一方面大量浪費人才，另一方面實際有用的人才卻培養得不多。體制不變，情況還不明顯，因為舊體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把問題掩蓋住了，一搞改革開放，問題就全暴露了出來。首先是“官”太多，“商”太少。這些年每年叫喊簡政放權，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總就業人數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沒有下降，反倒還在持續上升。所以現在“全民經商”、扭轉“官”與“商”的比例，從長遠看是件大好事，一開始出現一些“官”、“商”不分和“官倒”，也是不得不付的代價，也還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另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在全民教育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理論型人才培養過多，實用型人才培養太少，搞理論研究的人過多，搞技術應用的人過少。這里的多與少不是這兩種人才的數量相互比較，而是相對於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技術應用人才從數量上可能原來就比理論研究人員的數目多，但從實際需要的角度看，卻還差得很遠，而理論研究人員雖然人數還不很多，但相對於需要來說可能就是多的。

　　這些年出現了“教授上街賣餡餅”的現象，說起來令人痛心，究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我想其中之一可能就是因為存在著某種“教授過剩”的現象。“教授賣餡餅”這件事本身不是什麼好事，天下也沒有一個市場經濟視“教授賣餡餅”為一種正常、一種進步；“教授賣餡餅”，不僅貶低了教授，也诋毀了市場經濟。但“教授賣餡餅”這件事，反映的卻是我們這個經濟在過去的舊體制下形成的一種“病態”。首先的一個問題是，教授為什麼要去賣餡餅？當然首先是因為窮。教授為什麼窮？因為工資低、教育經費少。這又是為什麼？有兩種可能的原因：一是錢太少，粥碗太小；二是人太多，搶粥喝的人太多。錢不多是很可能的，一個窮國，那麼多的事情要辦，財政收入又增長不快，拿出的錢自然有限；加上一些對教育、科技的重要性認識不足的因素，導致有錢也不往教授身上花，於是逼得教授上街賣餡餅。但是，我們也要問一問，是不是“人多了”。當然首先是“吃”教育經費這鍋粥的“閑雜人員”太多了。我們的學校和研究單位，那麼多的幹部、行政人員、後勤人員，一個教授的後面可能有四五個不幹教育（甚至還為教育“添亂”）的人與教授一起分享教育經費，給教授剩下的自然不會多。這個原因我想是問題的一個重大症結。其次，教授是不是也多了？總體上不多，有些學科，特別是一些本質上屬於“賦閑學問”的學科中，教授以至大學生、研究生，是不是太多了？天下沒有無用的學問，也沒有無用的人，更沒有無用的教授，但卻可能相對於社會需求、相對於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現“過剩”的學問、“過剩”的人。我們國家大專院校教師與學生的比率，在世界上是相當高的；無論是講師還是教授、副教授，授課量比起發達國家的教師們少得多。而我們這樣一個窮國，是否養得起？有限的資源要養那麼多的授課量不大的教授（此外還有比率更高的學校里的大量行政後勤人員），教授的生活待遇也就不可能很高，結果便難免被逼得去賣餡餅。“養士”是件好事，窮國也該“養士”，我個人更是巴不得國家把“士”“養”起來。但我們不妨研究一下：相對於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我們有些專業中的“被養者”是不是太多了？窮國只能養得起較少的士，養多了一定是“無車彈铗怨馮宣”，怨也沒有用，只好去賣餡餅，自己解決問題。餡餅賣得多了，或許有朝一日還能買輛車開開，至少做到上街能“打的”，不再“彈铗”鳴怨。教授賣餡餅這件事反映出我們知識界、學術界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面臨一個“總量調整”與“結構調整”的問題。再者，有些專業是否特別地“教授過剩”？我不必列舉具體是哪些專業，但毫無疑問，我們現在有不少專業是實用性較差、與經濟發展關係不大的學問。而偏偏是這些專業，由於過去比較“發達”，產生了一種“馬太效應”，人越來越多，比一些急需發展的專業人數增長得還快。比如說，那一專業雖然實用性較差、社會需求量較少，但因為此專業里老學問家多，“博士生導師”多，結果招的研究生就多，從事這一專業的人才數目越滾越大；而那些急需發展的專業，因在原體制下不發達，“導師”奇缺，發展卻很慢。這種情況下難道就不該有幾個人想法改改行嗎？改行總是或多或少意味著資源的浪費，對當事人個人來說更是一種痛苦的選擇，但若不如此資源就會有更大的浪費，大家誰的待遇也別想改善。供求不相適應，就要進行調整，不積極地調整，就要痛苦地調整。大家都頂著不動，有人去“賣餡餅”，比較起來更加積極、更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光坐在那里大叫市場經濟搞得“文化堕落”，解決不了什麼問題，其實不過是懷著那種對陳舊的體制、陳舊的時代、陳舊的文化的垂死留戀，來批判社會的進步，試圖徒勞無益地阻擋積極的社會變革。“文化”要想不堕落的根本出路在於文化的發展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不相適應，到頭來可能會彻底堕落。市場是供求相互協調的一種社會機制，並不是說市場可以在一夜之間把供求之間的比例關係從原來的不適應變為適應，特別是在原來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調的情況下就更不可能一下子扭轉過來。相反，這種協調是一種逐步實現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在“波動”中經過反复協調達到適應的過程。在一開始的時候，難免發生“矯枉過正”，然後再逐步“回落”，還可能“回落”得過了頭，再逐步校正過來。所以不能看到一開始發生“物極必反”、“矯枉過正”，就說市場調節把事情搞糟了。我們過去“官”多、“商”少，搞理論的多，搞應用的少，結果發展到今天大家都去經商、下海。官界如此、學界如此、文化藝術界也是如此，以至政府部門“人才流失”，搞理論研究、搞“纯文學”的人數銳減，以至像我們《經濟研究》這樣的雜志都出現一定程度的“稿荒”，我想也是難免的事。試圖人為地阻止這一趨勢，我看也難以奏效。如果我們相信市場機制的作用，就不必過多地擔心。因為市場機制運行的特點，就在於它不會搞“固定價格”、“固定比例”或者“定額配給”之類的事情，而是會不斷地繼續調整，早晚會再“校正”過來。甚至有些現在“下海”的人，也許過一階段發現那一行業不適合自己、收益不大，還會回到政界、學界里來。而經過供求關係的一番長期的調整，我相信學界的“待遇”也會相應地得到改善，即使粥還是那麼多，僧少了每人碗里的也會多些，達到在一個社會中“體面”的水平，不用再為“受窮”而煩惱。不過學者們應該心中有數的是：既然要搞學術（不是應用），就別指望著“發財”。科學也是生產力，但我們畢竟是靠實業界養活的，不承擔實業界的投資風險。如果我們的收入與實業家們一樣高，到頭來就不再有人去搞實業，都來搞學術，我們就又會沒飯吃。在美國大學教授的收入（兼職收入除外），平均地說相當於一個卡車司機的收入，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正是這樣一種收入結構，保持著各種社會需要的工作都有人去做，每項工作上的人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少。我們“知識分子”，要同輕視知識，輕視“知識分子”的傾向鬥爭，要為改善自己的待遇、條件而奮鬥，但也要認識到，知識分子並不是“天經地義”地應該享受什麼什麼樣的待遇，它既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奮爭，也取決於社會上的“供求關係”。

本文摘自《經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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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中，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歷，以最淺顯的經濟學理論提供了對許多重要人生要素的解讀，比如，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金錢與權力，怎樣看待能力與性格。作者展示了如何用“需求與供給”的經濟學理論分析競爭與創新，在諸事不可兼得的“邊際條件”下，人們應該如何做出選擇。作者以經濟學中的“外部效應”解釋了我們所處的“競爭性社會”的規律；從“收益與成本”理論出發，論證了人，特別是年輕人，應該懷有對“成就”的偏好，不能過於“閑在”。通過閱讀本書，讀者會領悟到，我們在人生中可能面臨的種種選擇，都可以得到經濟學的分析和闡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