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國企

　　除重慶起重機廠前後整整十二年的時斷時續的經歷以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早期，我還有一年的關於國有企業的另一種體驗。這種體驗今天回顧起來仿佛更加遙遠，更加遙不可及、荒誕不經。

　　在我生命中有三年時間至關重要，那就是1987年至1990年。剛滿三十歲的我，在又接受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彻底洗禮之後，我不僅沒有在第一時間沖向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海南等地，反而告別大城市，卷著行囊到了中國偏遠、貧窮、落後的大巴山去，當時屬四川省，現在的重慶市巫山縣這樣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我經自願申請，由四川省委組織部批準到該縣官陽區擔任副區長。

　　1989年，我在官陽區當了兩年副區長後，縣領匯出於對我熟悉工業、國有企業的背景考慮，將我從距縣城一百二十公里開外的高山調到縣城，擔任巫山縣最大的、在當時也是中國南方自動化、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巫山澱粉廠副廠長。提議我來擔任副廠長的是當時的科技副縣長，同時兼任廠長的來自中科院成都分院的碩士李靜。

　　巫山澱粉廠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投資二千多萬元人民幣興建的一座現代化澱粉廠，設計能力為年產一萬噸玉米澱粉及若幹副產品。這樣一筆投資，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金額。工廠建在距縣城約三公里的巫峽口半山腰上。乘船到此，幾乎所有的乘客都以為懸挂在美麗雄偉的巫峽峭崖上那一組耀眼的白色的現代化建築是高檔度假酒店，誰也不會想到，在這樣一個窮鄉僻壤，竟有這樣一個現代化的綜合性玉米加工企業。建築是現代的，設備是一流的，整個工藝採用全封閉加工技術，離心機是俄羅斯的，精磨是德國的，篩子是荷蘭的，採購於不同國家的設備忽略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各國標準不一，設備與設備之間不配套，工廠從建成到我進工廠時，從來就沒有完完整整地運行過，更不用說達到設計產能。連年虧損，債台高築，換了幾任廠長也無濟於事。縣里將這樣一個工廠交給李靜來管理，一方面是希望來自大城市的知識分子來改變企業經營；另一方面，也實在是想找一個可以承擔管理責任的人。因為這個企業經營不好，不光廠長難受，分管副縣長難當，縣委書記、縣長也無法向地委、省委交代。

　　其實，這個廠的投資本身就是錯誤決策。第一，地處三峽縱深的巫山縣，作為一個國家級貧困縣從任何一個角度，都承載不了如此規模、如此現代化的工廠；第二，設備採購不配套，又出現先天不足；第三，巫山縣完全不具備管理現代化程度極高的企業的管理人才，也沒有符合社會化大生產，具有高度團隊精神、協作能力及組織紀律性的產業工人隊伍；第四，南方的土豆與北方的土豆澱粉含量不一樣，產品得率較低，生產成本相對較高，使產品在市場價格中沒有競爭力。不僅如此，這里的管理難度更是可想而知，整個企業的主要幹部和員工都是來自縣糧食部門，加上通過各種渠道走後門進來的員工，構成了複雜的人際關係，做什麼都要和工人或者部門負責人談條件，一旦不能滿足條件，或者職工稍有不滿意，輕到怠工，重到破壞。不是扔一些東西制造管道堵塞，就是丢一粒螺桿到精磨里，造成磨齒損壞，換一塊磨盤就是四百元人民幣。有一天，整個生產流水線突然因堵塞而停機，在管道里竟然找出來一個十來公分直徑的軸承外圈和一根長長的螺桿。沒人知道是誰扔進去的，什麼時候扔進去的。

　　更為悲惨的事發生在我和李靜即將離開巫山之前。我在巫山的工作任期是三年，李靜答應縣政府在澱粉廠的任期是一年，也就是在我和李靜離開澱粉廠前，必須物色一位當地的、長期的、全職的廠長。

　　年方四十歲出頭的副廠長辜同全是最合適的人選。他本來是縣糧食局旗下的粉絲廠廠長。小小粉絲廠被辜同全打理得井井有條，產品供不應求。辜同全本人是放羊娃出身，歷盡艱辛。靠奮鬥成長為一個工廠廠長已經很不錯了，他事業心強，善於讀書，工作努力、勤奮，為人善良。完全是李靜生拉硬扯地動員他來擔任了澱粉廠的副廠長，都知道李靜和我一年後都要離開，我們都希望一年後由辜同全接替廠長。辜同全怎麼也不肯接替，他只想回去繼續管他小小的粉絲廠。他不願意接替的主要理由是：責任太大，壓力太大，而且還有別的人在虎視眈眈地盯著這個廠長位置。因而他說什麼也不願幹。而我們認為，不管這個企業有多少先天不足，在我們的視野里，辜同全是唯一合適的人選。辜同全最後抹不下情面，擔當了下來，然而不幸的是，我們的努力竟成了葬送辜同全性命的幫兇。

　　在辜同全接手還不到三個月，我們還沒有完全放手，還在幫著他處理一些事情時，由於內憂外患，也由於一直盯著這個廠長位置的人通過各種方式給辜同全施加壓力，他又不忍心堅決放棄，辜同全竟選擇在重慶出差期間留下一封遺書而懸梁自盡了。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財政拿出二千多萬元是多麼不容易，就因為我們的投資體制落後，官僚主義嚴重，不尊重科學，盲目決策，不僅造成巨大損失，而且制造出如此的悲劇。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對巫山澱粉廠進行假設。第一個方面，假設在我、李靜和辜同全一起管理這個企業時，對企業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我和李靜走後，讓辜同全成為澱粉廠的第一大股東。如果是這樣，首先，辜同全不會自殺，一個生命不會終結。其次，企業不會破產而改成賓館，幾千萬元的投入不會打水漂；二百多職工不會失業……另一個假設，那就是澱粉廠不由政府組織投資，而是找一個生產澱粉的企業來，政府提供所有的、與建澱粉廠同等的條件給這家企業，相信結果都不會是澱粉廠現在的結果。既然可以假設，我們為什麼不可以讓更多的假設變為現實？

　　幾年以後，巫山澱粉廠終於關門，那一組鑲嵌在雄壯的巫峽峭崖里的白色建築，最終改成了旅遊酒店。二百多個職工全部離開了。此刻，不禁想起女詩人舒婷在遊長江三峽後寫下的詩句：“與其在陡峭的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的懷里痛哭一晚。”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類似的投資舉不勝舉，在與日後我看到的更大的投資失敗專案比起來，耗資二千多萬元人民幣興建的巫山澱粉廠實在只是九牛一毛。喊了幾十年的投資體制改革雖然現在比當年進步多了，但由各級政府主導、地方決策、中央批準的靠國家財政，國有控股的金融機構執行的各種投資，依然以更大的單一投資額和巨大的投資總量，主導著三分之一以上的中國經濟的GDP。雖然市場化的民間投資逐年增多，代表著市場經濟的方向，但是在投資領域、投資總量上，依然無法和國有資本相比。我們一點也看不出來，改革了三十多年的投資體制改到今天，達到了改革目標沒有？是不是我們依然需要繼續深化投資體制改革，或者是永遠都在“深化投資體制改革”？

　　投資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其實是一致的。我們每年都在“深化投資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投資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投資主體的改革，不同的投資主體有不同的投資方式。國有資本作為投資主體，投資體制也永遠難以改革，投資效率也沒有人來關心，投資失敗也沒有人去承擔責任。國有資本的真正股東是人民、是納稅人，而人民與政府或掌管投資的官員之間，並沒有建立委託代理關係，政府與官員也沒有一點為人民投資的意識和責任，這個所謂的“投資體制改革”將永遠是一句廢話。

　　最近十來年興起的以城市建設為核心的投資行為，成為這些年國有資本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演繹了國進民退的另一種版本。快速的城市化帶來大量的土地開發機會。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發商直接與農民進行土地協商定價，由開發商直接將土地補償款支付給農民。九十年代後期，全國性的房地產開發和城市化向全國蔓延，巨大商機讓政府發現了巨大的土地級差機會，政府才從土地財政中醒悟過來，在全國統一了土地一級開發，由政府統一土地指標，統一向農民支付土地補償金，政府再向開發商和用地單位採用招、拍、挂的方式出讓土地使用權。政府通過成立地方投資融資平台，向金融機構或長期低息貸款或發行債券作為槓桿，低價從農民手里徵地，通過土地整理、一級開發、向一級開發商支付不超過百分之十的成本，再以數倍於徵地補償、土地拆遷的成本，出讓給市場。以犧牲耕地為代價、以大量強拆產生高額維穩成本為代價、以大量農民離土離鄉為代價，以制造了全國性房地產價格輪番上漲為代價，創造了“共和國有限公司”近十年最大的“國有股權”投資收益和現金流。這個商機可以說是最近十年中國有資產增長最快，政府財政真正富起來的根本原因。強大的現金流，有效地支撐了“共和國有限公司”各“子公司”“孫公司”的執政基础。依靠於此，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新國企，每個省、市、區、縣都有了自己的城市投資公司、城市建設公司、城市開發公司，以國家開發銀行為主要金融單位，向各地政府投資公司，也就是地方投融資平台註入了數以萬億元的土地開發貸款，同時還發行了同樣是以萬億計的地方建設債券。新國資不僅投入城建，還興建各類產業園區、投資公路、鐵路、房地產、環保、新能源、高端裝備制造、金融、創業基金、私募基金，幾乎沒有國有資本不投資的領域。新國資的形成，重新改變了一度被颠覆的觀念。記得九十年代初，有這樣的笑話，有家長教育孩子好好讀書，不好好學習今後送去當公務員或者進國有企業。同樣在九十年代，我非常慶幸我能跨出國企之門，而今天，我們卻不得不重新羨慕身在央企、身在各級國有企業的員工們、幹部們。別說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東，也就十來年時間就恍如隔世，當年從國企大量下崗，進入再就業中心的員工今天還有多少沒到退休年齡？但是十多年前的國企員工和今天的國企員工的命運竟有天壤之別。在此我必須為幾乎和我同齡的那些下崗工人而鳴冤。此一時彼一時的重組策略，竟變化得如此之眼花缭亂。盡管這樣的商業模式在國際國內飽受爭議，都在懷疑其增長的可持續性，但至少是我們在摸著石頭過河的行程中，進入深水區時，摸到的最大的一塊石頭。而且城市建設高速發展所帶來的鋼鐵、建材、交通、汽車、工程機械、家具?居等行業也成為近十年中國最熱門的行業。房地產業成為近十年最大的投資與消費。

　　在這一章重慶起重機廠和巫山澱粉廠的故事中，一個是早期國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特徵以及在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變革過渡時期的現象；另一個是在計劃經濟時期，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環境下，政府主導的投資行為。

　　這兩個典型事例是那個時代中國經濟的主導力量——國有企業經營管理和政府主導投資的基本特徵。給企業鬆綁，擴大自主權，推行承包責任制，兩步利改稅是那個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循序漸進的行為。到八十年代末，由於政治原因，原本力度逐漸加大，範圍不斷展開的國有企業改革突然間戛然而止。

本文摘自《中國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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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在國內第一次獨創性的從“國家公司化”的假設，以作者幾十年來在政府、國企、農村、海南、海外、資本市場等地方與各領域的大量親歷和案例，以一個投資銀行家的視角，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限公司”在國有資本、民營企業、金融領域、對外投融資、海南特區、三農領域以及“公司文化”方面講述了大量真實的故事；進行了大量的分析思考；提出了大量的極富獨創性的創意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