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沖擊（1）

　　羅拔-蒙代爾，北京的榮譽市民，是高斯的仰慕者。聽到老人家親自策劃一個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讨會議，他建議要有一篇頌贊高斯的學術貢獻的文章，而我是寫這篇文章的適當人選。但高斯已經邀請我寫這篇關於中國經改的開場主題，不是寫高斯本人。我想，這里起筆說一下高斯的經濟思想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適當的。這樣做，我無可避免地要牽涉到自己，因為把高斯的思想介紹給中國同胞的只我一人。

　　一九七九我發表第一篇中語文章，題為《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這個古怪的題目是回應早一年我讀到的、中國著名經濟學者孫冶方發表的《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文革期間，孫先生說了這句話，被困坐牢七年。我當然同情他，但不同意他高舉的馬克思的價值與價格概念。我的長文只申述一點：資源稀缺，競爭無可避免；決定勝負要有準則，在無數可以採用的準則中，只有市價不會導致租值消散。我列舉了多個不同的準則，包括排隊輪購、論級分配等，指出必會有租值消散的浪費。只有市場價格這個準則沒有，而市價的使用是基於有私產的存在。

　　很多年後我才知道該文在北京廣泛流傳，不少朋友說影響了後來中國差不多什麼都收費的習慣。有系統地以中文解釋高斯的界定資產權利與交易費用的理念，始於一九八二，見於《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開始熱心地以中文下筆。《從高斯定律看共產政制》一九八四年一月發表。該文詳細地讨論了畜牧與種麥的例子。到今天，我發表了大約一千五百篇中語文章，一半是關於經濟的。經濟改革與政策分析約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吧。我不是個改革者。然而，抗戰期間在廣西差不多餓死了，今天作為還活著的老人，我對國家的關心無從掩飾。外人是否同意無所謂，只要他們讀我寫出來的。我相信任何人讀任何人的文章，多多少少會受到影響。

　　沒有更好的時間，沒有更好的地方，也許沒有比我這個寫手更好的推銷員，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推廣高斯的思想。那時，國內的意識大門逐漸打開：同志們知道他們歷來相信的不管用，要找新的去處。一九八二年五月，我獲任香港大學的經濟講座教授，那是當時跟進中國發展的最佳位置。我對高斯的論著了然於胸，而衆人皆知他是我的好朋友。我是個中國文化與歷史專家，同志們不能對我說我不懂中國——他們對外人例必這樣說。我可以用中文動筆，沒多久就寫出讀者認為通俗、風格鮮明的文字。這一切之上是高斯的原創思想，當時容易推銷。如果當時的中國像今天那樣，我是不會那麼幸運的。

　　首先是交易費用的思維。中國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識那無數的瑣碎麻煩，例如要背誦口號，要排隊輪購，要搞關係，要走後門。他們每天要花幾個小時做這些事。當我說如果這些費用減低，收入會飆升，就是最頑固的舊制度維護者也難以應對。當時的交易費用奇高，怪事天天有，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時間與多篇文章才能說服中國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費用不會下降。這方面，應歸功於我。

　　要改為哪種制度呢？不容易說服。我一九七九的文章指出的觀點：市場價格是唯一不會導致租值消散的準則，那些慣於排隊數小時的人不難明白。然而，當我指出市價只能用於私有產權的制度，同志們不易接受。私字當頭，在中國的文化傳統里沒有半點值得尊敬的含意，而私有產權更是直接地違反了北京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執著。

本文摘自《中國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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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張五常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制度潛心研究後收獲的精華之作，書中凝結了近幾十年來，他長期深入調查和思考的成果。張五常持續關註中國的經濟改革，致力於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研究。他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看成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提出了中國地區競爭的特點是縣際競爭，並對由縣一級行政區劃引發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合理且詳細的論述。這一分析觸及了制度經濟學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