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一市場經濟到多元市場經濟（6）

　　中國私營企業的發展顯然也經歷了巨大的飛躍。在改革之前，私營企業是非法的；而現在，私營企業已經被承認為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之一。但是，創業者們依舊要面對許多偏見和厄境。目前，他們面臨的最大威脅依舊來自政府壟斷。大部分國企自90年代中期開始已經被重組或是股份化，而剩餘的國有企業則進入了一些壟斷部門，包括銀行、能源和通信行業。這些壟斷性的國企在中國已經成為強大的利益集團。2008年開始實行的通貨膨脹性貨幣政策，更加提高了國有企業的實力。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的大部分銀行信貸都流入了國企和地方政府。國有經濟通過廉價的信貸和其他政府力量，擠壓私營經濟的成長空間。2009年，《財富》500強名單中史無前例地出現了34家中國企業的身影（不含3家香港企業）。然而，其中只有一家是私營企業。到了2010年，42家中國企業（不含4家香港企業）進入了《財富》500強名單，只有兩家是私營企業。

　　真正令人擔憂的並非國家所有制本身，而是那似是而非的假設，總認為與私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能更好地為社會服務。這種論調曾經一度被用來替政府壟斷和限制私營企業進入一些被認定是“具備戰略重要性”行業的政策辯護。而現實中，政府壟斷使衆多國有企業成為肆無忌憚的徵稅者，獲取了巨大的利潤，使21世紀以來政府收入的增長速度幾乎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速的兩倍。這些簡單快捷的利潤讓國企悠然地活在市場紀律的管制之外，從而隐藏了它們的弱點。由於可以獲得壟斷性的利潤，國企不需要不斷創新來滿足消費者。沒有了這樣的壓力，國企無意中被剥奪了在市場競爭中不可或缺的學習機制。除此之外，虛假的高額利潤迅速擴大了壟斷企業與私營企業之間日益增長的工資差距。例如，壟斷性國企雇用了全國8%的非農業勞動力，但這些員工卻享受著占全國55%的工資。國企的壟斷性利潤甚至使它們在一些對私營企業開放的行業中也佔據了優勢。國企利用其政治關係和壟斷利潤迫使私營企業撤離或是將對手收購，弱化了市場競爭。國企的存在也削弱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例如，即使不考慮國有銀行與國企在政治上的種種關聯，國有銀行也更喜歡貸款給國企，因為國企享受政府保護的高利潤，從而有較高的償款能力。私營企業，尤其是剛剛創立的，經常由於自身的高度不確定性和失敗的可能性，無法獲取銀行信貸。因此，有著穩定和安全客戶的國有銀行可以不與私營企業進行業務往來，放棄了學習如何更好地篩選、監控貸款者的機會。這讓國有銀行更加不願意向私營企業發放貸款。

　　全民所有制能更好地為公衆服務並保證共同富裕的陳詞濫調，已經被中國的市場經濟實踐證僞。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古代的政治家與哲學家的智慧依然熠熠生輝。中國古書《商君書》（商鞅曾說明秦王兩次變法，而使秦國後來居上，並最終於公元前221年統一中國）有言：

　　法令者，民之命也，為治之本也，所以備民也。為治而去法令，猶欲無饑而去食也，欲無寒而去衣也，欲東西行也，其不幾亦明矣。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堯舜禹湯且皆如骛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今法令不明，其名不定，天下之人得議之，其議人異而無定。人主為法於上，下民議之於下，是法令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夫名分不定，堯舜猶將皆折而奸之，而況衆人乎？此令奸惡大起，人主奪威勢，亡國滅社稷之道也。

　　從早期中國哲學家慎子的作品《慎子》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對權利劃分重要性的論述。“一兔走街，百人追之分未定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如果中國政府能夠像商鞅所建議的一樣，將自己納入法律監管之中，國企巨大的壟斷勢力也就不會那樣令人擔憂。但是現實中的社會主義，在政府所有制的壓力之下，大多遠離法治。當擁有巨額資產的政府淩駕於法律之上時，不可避免地會誘發公權私用，公產私分。腐敗的政治產生了掠奪與不公正，種下了社會不安定和政治混亂的種子。當國企淩駕於法律之上和市場紀律之上時，不僅私營企業的生存受到威脅，也如同慎子和商鞅所描述的那樣，整個社會的經濟與政治基础將危如累卵。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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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