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一市場經濟到多元市場經濟（4）

　　除了由中國政府引導的改革，當時中國還存在另一條獨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種形式的改革是同時由幾種草根運動推動的。這些運動有的被政府明令禁止（1982年之前的家庭聯產承包以及1980年前城市中的個體工商業），有的不受政府重視（1980年後城市中的個體商業以及鄉鎮企業），有的則被政府小心翼翼地監控著（經濟特區）。當饑餓的農民背著政府悄悄地開始了家庭聯產承包時，當農民為了更高的收入轉向非農業生產時，當城市中的無業居民不得不自謀職業來維持生計時，當成千上萬的非法移民為了改善生活冒著生命危險也要偷渡到香港時，這場改革已經悄無聲息地席卷全國。第二種改革就是我們所稱的“邊緣革命”。

　　在80年代初期中國的市場化轉型過程中，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充滿活力的私營經濟與堅韌的市場力量，與此同時國營經濟卻幾乎在原地踏步。四種“邊緣革命”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在政府所掌控的範圍之外爆發。四種革命中的主角均來自社會主義中的邊緣角色，不同於社會主義的驕傲——被政府精心保護的國營企業——這些邊緣角色或多或少地被政府忽視，尤其是政府認為它們的存在威脅不到社會主義時。盡管在現實中有著衆多的阻礙和政治歧視，中國農村地區的農民和城市中的無業居民迅速將他們獲得的經濟自由轉化為企業家精神。逐漸壯大的非國營經濟逐漸成為80年代以及之後經濟增長最強勁的推動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國家領導的經濟改革，包括“洋躍進”、“增強企業活力”等計劃都沒能將國企轉化為自由的、有競爭力的企業。

　　即使是經濟特區這個由政府引導的資本主義試驗的成功，也體現著第二種改革，即民間改革的邊緣化與草根特徵。首先，設立經濟特區的想法來自於廣東省政府，因為當時的“逃港潮”——大量民衆冒著生命危險偷渡香港——讓地方政府防不勝防，焦頭爛額。邀請港商來廣東設立工廠，雇用本地工人則是一種非常可行的應對偷渡的辦法。其次，設立工業園或者經濟特區理由在於，在一個社會主義經濟之外，進行一場充滿不確定性與政治風險的試驗。這樣，社會主義本身不會受到什麼威脅，同時可以在社會主義邊緣地帶試一試市場經濟。

　　在整個80年代，這些邊緣力量在迅速成長，國營企業卻在艱難求生。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並不像俄羅斯或者東歐那樣在改革一開始便飽受經濟衰退之苦；總體經濟自改革伊始時就一直維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盡管國營企業面臨的困境越來越嚴重。當在國家保護下享受特權的國營企業日益式微之時，非國營經濟卻在茁壯成長。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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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