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單一市場經濟到多元市場經濟（1）

　　中國的經濟改革，從始至今，從來都沒想到放棄社會主義，而轉向資本主義。相反，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被看作第二次革命，一次新的長徵。中國政府一直矢志完成毛澤東尚未實現的發展經濟的遺願，正如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中所指出的一樣，讓中國“在本世紀（20世紀）末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由於共產主義自稱為資本主義命中註定的掘墓人，人們普遍認為共產黨無法與市場經濟改革並存。但我們不能犯下將政黨本身（共產黨）和政黨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畫等號的錯誤。每個人都會具有多重身份（例如男性、教授、丈夫、經濟學家以及亞當·斯密的崇拜者），同樣，政治組織也有多種可變化的身份。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個人或者團體都不僅僅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雖然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是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但一個共產主義政黨在其生死存亡的時刻，也可以進行包括市場經濟在內的各種試驗。

　　由於沒有把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劃分開來，許多人在考慮經濟轉型這個問題上誤入歧途。一種錯誤的想法認為，市場化改革的一個必要前提條件是把共產主義，從組織到信仰，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彻底地清除出去；轉型經濟必須與過去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刀兩斷，才能放下所有的歷史包袱，走向全新的市場經濟。因此，對現行體制進行修補的漸進型做法在改革伊始就被這些國家所放棄，轉而採用了人們稱之為“大爆炸”的改革策略。與此同時，許多為轉型國家領導人做智囊團和顧問的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他們對於現代經濟學的充分掌握足可以讓他們建設一個全新的市場經濟體系，但前提是要抹去一切社會主義的痕迹。這種觀點，認為市場經濟通過理性設計而建成，正是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構理性主義中的“致命的自負”。早在幾十年前，哈耶克就曾在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發言中提到：“我們以為自己擁有足夠的知識與力量建設自己想要的社會，而其實那些知識我們並不具備，這會給我們造成巨大的傷害。”

　　中國能有幸逃脫致命的自負僅僅是一個偶然。在經濟改革起步之時，中國並沒有選擇（實際上也沒有可能）摈棄社會主義從頭開始。相應的意外結果就是，中國的改革並沒有以一個全新的藍圖開始，而是延續著對舊體制的修補。

　　但中國並沒有因對社會主義的堅持而蒙蔽了自己的雙眼，她也認識到了社會主義的不足。毛澤東逝世後的一場公開辯論，讨論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本質與前途、毛澤東到底犯了什麼樣的錯誤，以及中國以後將何去何從等問題。1981年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成為總書記的胡耀邦，在接受意大利共產黨日報《L‘Unità》採訪時向自己和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問題：“自從十月革命以來，60年過去了。為什麼衆多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在發展上超越資本主義國家？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

　　中國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信仰也沒有阻止他們重新評估甚至欣賞他們在出訪中所見的資本主義制度。當時負責工業發展的國務院副總理王震曾經在1978年11月6日到17日出訪英國。王震被英國工人階級所享受的高度發達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水平震驚。在出訪之前，王震對於英國資本主義制度的認識大部分來自馬克思的作品。王震一度以為自己會在倫敦看到貧民窟以及貧窮與剥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發現自己的工資僅僅是倫敦一個垃圾收集工的1/6。在訪問結束之時，王震已經對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和中國對社會主義的堅守有了更加準確的認識。

　　我看英國搞得不錯，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三大差別基本消滅，社會公正，社會福利也受到重視，如果加上共產黨執政，英國就是理想中的共產主義社會。

本文摘自《變革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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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革中國》是新制度經濟學鼻祖、產權理論的創始人、102歲的諾貝爾經濟學家得主科斯講述的一個有著中國特色的獨特故事。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從一個市場和企業精神被禁锢而貧困潦倒的國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市場開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經濟重鎮。改革伊始，中國領導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在堅守社會主義立場的同時，官方和民間改革並舉，共同打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書向世人揭示這一切的來龍去脈。它展現給讀者中國走向現代市場經濟的曲折險途和波瀾歷程。作者以實地調研為基础，參考國內外衆多文獻，根據多年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跟蹤觀察和對市場經濟的長期理論思考，直筆而書，成就中國改革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