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蠶食理論到效率工資（2）

　　香港當時的電影院分上下兩層，上層分超等及特等，下層分前座、中座及後座，優劣分明，優座的票價較高。我的調查簡單：看看優座是否先滿，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較多；看看黃牛老兄是否主要在優座票下註；看看優座的黃牛價的上升是否高於劣座的；看看上下兩層之間不能「跳座」的情況與一層之內有什麼不同。優座票價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說很快就肯定了，跟著找可以被事實推翻的驗證含意，找到幾個有趣的，都沒有被推翻，所以只幾個晚上就知道有足夠的資料寫一篇文章。不認為重要，但有趣過瘾，發表不會有困難。

　　回美後動筆，知道有一個理論邏輯的難題需要解決。這就是要證明電影院的老闆減價讓優座先滿，他的總票房收入會高於不減優座之價。不容易，想了一個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賽爾開一個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幾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這理論要點證出來。雖然作學生時「技術」科目成績好，但後來少用數，認為劏雞用不著牛刀，也知道數學是另一種天賦，與自己擅長的天馬行空的想象方法有點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發表的《優座票價為何偏低了？》（WhyAreBetterSeats“Underpriced”？）是一篇沒有任何數學的文章，多個假設與不同系數翻來覆去地纯用文字表達。巴賽爾讀得開心，叫絕，說擺明要用數學證明的我纯用文字全部證了出來，他和另一位數學經濟同事找不到錯處。這篇文章結語最後一段是這樣說的：「面對競爭，一個人的行為要看競爭者的行為而定。市價的決定是競爭的結果，也是重要的。但這不是唯一的結果。如果減價可以說明約束行為，所有合約的參與者可能獲益。這篇文章示範著的，是約束行為的行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減價促成。」

　　在同一結語中，我舉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經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陳辞。置地是當時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認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產公司。經理人說，公司是刻意地把寫字樓的租金調低，約低於市價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個「健康的排隊」（他稱ahealthy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隊等位，他們可選租客，而租客見有人等位，交租會較為準時，也會較為遵守租約指定的規則。

　　後來朋友告訴我，八十年代初期興起的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wagetheory）來自優座票價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為「購買」，這新理論是說，雇主刻意地把工資提升，高於他們可以聘請之價，是趕驢子的故事：前有紅蘿蔔，後有棍子。工資提升，員工較為賣力，是紅蘿蔔，而有人排隊等職位，則是棍子了。這理論的漏洞多得離奇：紅蘿蔔與棍子分不開；市場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來棍子了？所有工資皆紅蘿蔔，要怎樣算才對呢？

　　效率工資的一個主要用場，是解釋失業：工資不易向下調整，所以失業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諾獎得主到港大講話，講效率工資與失業的關係。我在場作主持，他講後我搶先提問：「你的失業理論是基於時間工資合約的，但中國的工廠一般用件工合約，而獎金制也普及，纯時間工資的不多見，你的理論怎樣了？」他無從回應。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機！

　　從來不否認較高的薪酬會有較佳的工作表現。曾經打趣地說過，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個字，我的文章可以寫得像蘇東坡！老人家也真倒黴，雖然沒有誰會貶低老人家的本領，但也沒有誰會那樣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問題是從海外回歸的經濟學後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氣候的效率工資理論來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勞苦大衆！

　　是的，這幾年，無論是支援人民幣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資，或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或大談經濟轉型，等等的言論，我都看到效率工資理論的影子，看到座位票價，看到香港置地。回歸新秀加進去的發明，是紅蘿蔔與棍子再不是由私營企業的老闆決定，而是由政府強制。這算是什麼學問了？

　　座位票價影響了老人家，老人家例舉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響了效率工資，效率工資影響了回歸新秀，回歸新秀影響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趕回鄉去耕田。是幻想嗎？還是神州大亂了？

本文摘自《多難登臨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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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的手劄的形式，實時記錄了在當今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面臨的挑戰，如中國新勞動法出台、醫療改革、人民幣升值、科技轉型等熱點話題。張五常針對這些熱點發表了自己獨到的見解，他的研究成果無疑為關心中國未來發展前景的企業人士、政府官員、學者等提供了最新的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