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問題（2）

　　自一九八零起，中國真是個經濟奇迹。米爾頓?弗里德曼曾經高舉香港的經濟奇迹，因為人口上升了十倍而人均收入還有可觀的增長。然而，香港以北的深圳，人均收入的增長比香港還要快，而同樣的時間人口上升了四十五倍。舉另一個例，我和太太造訪紹興後五年，再回去面目全非。報道說，一些勞工離鄉三年，回鄉找不到自己的家。有些深在內陸的城市，像三藩市那樣，高樓大廈在夜間燈光閃閃。目前，世界上過半的新升降機是在中國裝置的。

　　今天在中國，高速公路每年建造四千多公里，足以橫跨整個美國。九十年代中、後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築起重機集中於上海。那時樓價急跌，但午夜還可見到镕焊工人在高高的鋼架上操作，彷佛天上的星星。上海在五年間建成的商業樓宇面積，比發展得快的香港的五十年還要多。二零零二年，上海的策劃者突然大幅減低樓宇建築的容積率，因為發覺高樓大廈的重量使該市下沉。從南京到上海的四線公路，啟用時因為車輛稀少而被批評浪費，但五年後交通堵塞，進帳可觀，要擴寬為八線了。因為車輛按大小收費，載貨超重嚴重，世界級的公路很快就被壓壞了。整個國家的所有港口都要排隊落貨。二零零五年，地球最長與次長的跨海大橋同時建造，而且是在同一地區。

　　溫州一家造鞋廠雇用十二萬員工。該市差不多產出地球上的所有打火機及聖誕燈飾。義烏，十五年前以地攤小販多而知名，今天每日輸出過千個貨櫃，來自韓國及非洲的購買商人雲集該市，使寫字樓的租金升穿樓頂。有誰聽過幾千間店子只賣短襪，不賣其它？這是義烏，那里的批發商場大得我一看就坐下來，因為老人家不容易走那麼遠。樂從鎮有一條馬路，兩旁滿佈家具商店，長達十公里。蘇州的廣大工業園，園藝美觀，滿是世界級的名牌工廠與世界級的廠房設計，五年間在農地上冒出來。杭州每年遊客四千萬。該市有一間零銷店，出售一個名牌的皮包，每天平均進帳八萬美元。

　　我可以不斷地繼續叙述類似的現象。沒有什麼意思吧。需要補加的，是浦東的一個故事，即是上海黃浦江之東。一九九三年我帶弗里德曼夫婦到那里，見到的只是一行一層高的店子，據說是建造給鄧小平看的。米爾頓當然反對這樣做，指出政府的發展策劃一般失敗收場。然而，八年後，我帶一位美國建築設計師到浦東商業區，他目瞪口呆，說那里密集的摩天商廈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上了一課：一個像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而又發展得那麼快的國家，會有很大的空間容許以嘗試的方法學習。

　　今天，浦東的商業樓宇還在建造不停，空置著的很多。樓價卻在上升。這些看來是互相矛盾的現象只有一個解釋：人們在等待。他們下註投資而等待，期望著一旦中國解除外匯管制與金融管制，上海浦東會立刻成為一個有領導地位的金融中心。

　　統計的數字加不起來。一個從事統計的官方朋友，直言無法前後一貫地把數字組合。二零零五年，北京相當大幅地把過往統計的增長率提高，但這調整可沒有算進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是戲劇性地改進了。不止此也，大部分的省份統計的增長率，高於北京對整國的統計，有些高很多。二零零六年，廣州報道該市的人均收入暴升，但主要是因為他們用產出總值除以戶籍人口，忘記了數百萬沒有戶籍的流動人口的產出貢獻。沒有疑問，二零零零年起農民的生活直線上升，但官方的統計卻說他們的增長率低於城市的。他們一定是用了戶籍人口算，因為沒有誰知道多少農民「流動」去了。我認為三分之一以上的勞動人口在國內流動。不知道這個陷阱，外間的機構幾番報道，說中國的基尼系數正在危險地上升。這些報道脫離目標要以英里算。

本文摘自《中國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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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張五常對西方經濟學和中國經濟制度潛心研究後收獲的精華之作，書中凝結了近幾十年來，他長期深入調查和思考的成果。張五常持續關註中國的經濟改革，致力於佃農分成、公司性質、合約理論等研究。他從合約約束競爭的角度出發，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看成是一個龐大的合約組織，提出了中國地區競爭的特點是縣際競爭，並對由縣一級行政區劃引發的經濟現象做出了合理且詳細的論述。這一分析觸及了制度經濟學一個沒有人到過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