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跳樓與加薪
勞動力市場正在變化
2010年，富士康連續有十幾個員工跳樓自殺，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也引起企業的自身反思。結果是企業給員工大幅度加薪。對此有人贊成，也有人擔憂。到底對這件事應該怎樣看待？是與非在哪里？
有人擔憂的理由是工資這樣上漲，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沒了。外資會紛紛撤出中國，把工廠遷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去，中國發展的勢頭就會停下來。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短視的，沒有看到中國發展的長遠目標。我們的長遠目標是把中國從一個欠發達國家提升為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要達到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現在發生的事正好是前進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它的大方向沒有錯。
根據國內外專家的研究，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將近一倍，但是他們的工資沒有漲多少。這不是資本家加強了剥削，而是市場力量所起的作用。勞動力供過於求，工資漲不上去。現在情況慢慢變了，開始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市場向有利於勞動力的方向轉移，工人因供不應求而增加了他們的談判地位，所以會發生加薪的事。這些變化不是富士康的老闆所能決定的，也不是政府政策能夠改變的。這是市場在變。
勞動力為什麼短缺？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在升級，靠低工資、拼資源的生產方式越來越沒有競爭力，另一方面是中國的人口結構由於計劃生育而發生相當突然的變化。中國人口的撫養比（分子是非勞動力人口數，分母是15～65歲的勞動力人口數）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降了幾乎一半。其原因是出生的小孩越來越少，分子中小孩的人數在不斷減少，分母勞動人口不斷增加（二者相加是100%），撫養比降低。可是等這些小孩長大成人之後，他們變成了勞動力人口，於是會出現勞動力人口的相對減少，撫養比迅速上升。現在我們正處於這個快速的轉變初期。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大學招生人數開始減少，許多大學招生達不到目標，各學校都在搶生源。至於小學學校人數減少，並班，關閉小學，一直都在發生著。1980年全國有91萬所小學，1.46億小學生；現在一路下降到30萬所，1.0億學生。而人口從1980年的9.8億增加到現在的13.3億。計劃生育造成的人口結構扭曲，勞動力短缺的長期負面效果將在未來的十幾二十年內逐漸暴露和加劇。
中國將喪失勞動力低廉的優勢，的確是一個事實。但是應對的辦法不是勉強保持低工資政策，而是專業升級，減少勞動力的使用，靠技術和創新提升企業的附加值比例。這是中國走向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我們強調的結構調整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產業的升級。工資上漲正好說明這一變化的實現。
應該講，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站在產業升級的面前。我們已經準備好了產業升級的某些條件。比如講，現在的工人已經不是30年前吃不飽的農民，而多半是“80後”的一代人，他們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更懂得自己的權利，懂得一點法律，有追求平等的意願，知道自己維權。在技術上也更有條件掌握新工藝。中國的工程師、設計師也今非昔比。30年的和平環境有條件鑽研技術，搞發明創造。我們的制造業早已不同於30年前的狀態。過去稍微複雜一點的裝備都靠進口，現在不但不進口，裝備產品也在出口，有許多技術已經站在世界水平的前列。如高速鐵道、數控機床、航空安全、通信器材、橋梁隧道、複雜建築，這些技術中國都名列前茅。
較高的工資水平對應於一個有更多知識，更高技術，更自覺而且有組織性的工人隊伍。他們必定會組織自己的工會，爭取平等談判的地位。這一情況是我們改革開放30年中從未出現過的。現在社會需要面對新的政治形勢，適應工會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力量的新結構。工會也要學會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也要有尊重別人利益的立場和態度。
提工資的過程必須是漸進的，一方面要說明這個過程的實現，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急於求成。像富士康一次加薪60%恐怕不是普遍能夠實現的。操之過急反而會壞事。特別要註意，光是在薪資上打主意是一個零和遊戲。工人多得，投資方就少得。財富不會有淨增長。財富增長要靠結構調整，靠創新，靠規模擴大和專業化分工。漲工資是促進這個轉變，為轉變創造條件。漲工資本身並不能有財富的增長。
一個國家在經濟上有兩件要緊事，一是財富的生產，二是財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這兩件事做好了，經濟上就沒有大問題。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們天生有矛盾，而是人們認為他們有矛盾，因此，強調效率忽視公平，結果得到更低的效率。在計劃經濟時代是平均主義，大家認為那是公平，其實那是對創造財富多的人的不公平，所以它沒有效率，後來改為市場經濟解決了這個問題，使效率大大的提高。失去了平均分配，但是我們獲得公平，這是好事。擔心加工資喪失競爭力就是只顧效率不顧公平的一種偏向。更何況加工資對效率也有有利的一面，因為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能夠擴大消費，有助於平衡宏觀的需求結構。現在宏觀的總需求中消費的比例太低，和工人工資過低有關。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
2010年，富士康連續有十幾個員工跳樓自殺，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也引起企業的自身反思。結果是企業給員工大幅度加薪。對此有人贊成，也有人擔憂。到底對這件事應該怎樣看待？是與非在哪里？
有人擔憂的理由是工資這樣上漲，中國的比較優勢就沒了。外資會紛紛撤出中國，把工廠遷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國家去，中國發展的勢頭就會停下來。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短視的，沒有看到中國發展的長遠目標。我們的長遠目標是把中國從一個欠發達國家提升為發達國家。工人的工資要達到現在發達國家的水平。現在發生的事正好是前進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它的大方向沒有錯。
根據國內外專家的研究，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中國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將近一倍，但是他們的工資沒有漲多少。這不是資本家加強了剥削，而是市場力量所起的作用。勞動力供過於求，工資漲不上去。現在情況慢慢變了，開始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市場向有利於勞動力的方向轉移，工人因供不應求而增加了他們的談判地位，所以會發生加薪的事。這些變化不是富士康的老闆所能決定的，也不是政府政策能夠改變的。這是市場在變。
勞動力為什麼短缺？一方面是中國經濟在升級，靠低工資、拼資源的生產方式越來越沒有競爭力，另一方面是中國的人口結構由於計劃生育而發生相當突然的變化。中國人口的撫養比（分子是非勞動力人口數，分母是15～65歲的勞動力人口數）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65%左右降低到2008年的37%，降了幾乎一半。其原因是出生的小孩越來越少，分子中小孩的人數在不斷減少，分母勞動人口不斷增加（二者相加是100%），撫養比降低。可是等這些小孩長大成人之後，他們變成了勞動力人口，於是會出現勞動力人口的相對減少，撫養比迅速上升。現在我們正處於這個快速的轉變初期。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大學招生人數開始減少，許多大學招生達不到目標，各學校都在搶生源。至於小學學校人數減少，並班，關閉小學，一直都在發生著。1980年全國有91萬所小學，1.46億小學生；現在一路下降到30萬所，1.0億學生。而人口從1980年的9.8億增加到現在的13.3億。計劃生育造成的人口結構扭曲，勞動力短缺的長期負面效果將在未來的十幾二十年內逐漸暴露和加劇。
中國將喪失勞動力低廉的優勢，的確是一個事實。但是應對的辦法不是勉強保持低工資政策，而是專業升級，減少勞動力的使用，靠技術和創新提升企業的附加值比例。這是中國走向發達國家的必由之路。我們強調的結構調整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產業的升級。工資上漲正好說明這一變化的實現。
應該講，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站在產業升級的面前。我們已經準備好了產業升級的某些條件。比如講，現在的工人已經不是30年前吃不飽的農民，而多半是“80後”的一代人，他們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更懂得自己的權利，懂得一點法律，有追求平等的意願，知道自己維權。在技術上也更有條件掌握新工藝。中國的工程師、設計師也今非昔比。30年的和平環境有條件鑽研技術，搞發明創造。我們的制造業早已不同於30年前的狀態。過去稍微複雜一點的裝備都靠進口，現在不但不進口，裝備產品也在出口，有許多技術已經站在世界水平的前列。如高速鐵道、數控機床、航空安全、通信器材、橋梁隧道、複雜建築，這些技術中國都名列前茅。
較高的工資水平對應於一個有更多知識，更高技術，更自覺而且有組織性的工人隊伍。他們必定會組織自己的工會，爭取平等談判的地位。這一情況是我們改革開放30年中從未出現過的。現在社會需要面對新的政治形勢，適應工會作為一個獨立政治力量的新結構。工會也要學會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也要有尊重別人利益的立場和態度。
提工資的過程必須是漸進的，一方面要說明這個過程的實現，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急於求成。像富士康一次加薪60%恐怕不是普遍能夠實現的。操之過急反而會壞事。特別要註意，光是在薪資上打主意是一個零和遊戲。工人多得，投資方就少得。財富不會有淨增長。財富增長要靠結構調整，靠創新，靠規模擴大和專業化分工。漲工資是促進這個轉變，為轉變創造條件。漲工資本身並不能有財富的增長。
一個國家在經濟上有兩件要緊事，一是財富的生產，二是財富的分配；也就是效率和公平。這兩件事做好了，經濟上就沒有大問題。但是效率和公平往往有矛盾。不是他們天生有矛盾，而是人們認為他們有矛盾，因此，強調效率忽視公平，結果得到更低的效率。在計劃經濟時代是平均主義，大家認為那是公平，其實那是對創造財富多的人的不公平，所以它沒有效率，後來改為市場經濟解決了這個問題，使效率大大的提高。失去了平均分配，但是我們獲得公平，這是好事。擔心加工資喪失競爭力就是只顧效率不顧公平的一種偏向。更何況加工資對效率也有有利的一面，因為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能夠擴大消費，有助於平衡宏觀的需求結構。現在宏觀的總需求中消費的比例太低，和工人工資過低有關。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