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順水人情（1）

　　保障性住房的是與非

　　聽說國家制定住房保障法，很多百姓歡天喜地，希望國家能說明自己住上好房子，甚至能靠住房保障法買上自己的房子。但是我勸大家要冷靜思考，不要高興得太早。

　　為什麼要有保障性住房？因為按照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一條的規定：“人人都有獲得食物、衣著、住房的權利。”這個權利由誰來保證，由政府來保證。人權是由政府來做的，不是個人所能自我實現的。因經濟困難而沒有住房的人，有權要求政府提供住房。至於是一個什麼樣的住房，那要看政府有多大財力。有錢的政府可以提供較好的住房，沒有財力，只能提供較差的住房。而且要註意，政府的錢最終是從百姓手里徵來的。政府自己不創造財富。

　　這里至關重要的一點是政府提供住房，並沒有說政府要保證大家買房。買房涉及房產的所有權，住房則不涉及房產的所有權。換句話講，政府有責任給極困難的人提供住房，但是沒有說要滿足每個人對房產的占有欲。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有房住和有房產，是不同的。占有欲並沒錯，但是並非每個人都能夠實現；也並非每個人都願意買房，有的人願意一輩子租房。政府提供的住房實際上是一種救濟性的臨時措施，給沒有住房或住房條件極差的人以救濟。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住房最困難的人群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和城市的低保戶，特別是農民工，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在城里的住所。低保戶一般而言比農民工還好一些，他們多半在城里已經有住房。

　　如果以上分析成立，涉及產權的經濟適用房就不是政府該管的事。政府應該為最低收入者、住房確有困難者提供過得去的住房，這就是廉租房，或者給他們住房貨幣補貼，讓他們自己去找合適的便宜住房。經濟適用房涉及產權，是為了滿足個人對房產的占有欲，那不是政府的義務。所以我反對經濟適用房政策。

　　另外一個問題是，保障性住房政策應該針對誰。是普通群衆嗎？是中低收入者嗎？我認為都不是，應該是最低收入者。至於誰是最低收入者，那是一個技術問題。確定誰是最低收入者會有許多具體問題發生。但是首先要搞清楚政策是針對什麼人的。政府的錢來自全國人民的納稅或國有資產，這筆資源顯然應該首先照顧最困難的人。絕沒有理由放著最困難的人不管，去優先照顧次困難的人。從這一點來看，政府提供經濟適用房也是極不恰當的政策，因為它是照顧中等收入者，照顧那些已經有了幾十萬元錢的人，那些人顯然不是最低收入者。

　　不少人問，中間收入者，所謂夾心層的買房問題由誰來解決？答案應該是自己解決，沒有理由靠政府。因為說到底，政府的錢就是大家的錢。靠大家說明大家，豈非多此一舉。大多數人不明白政府的錢就是大家的錢，以為政府自有其辦法。殊不知百姓的錢經過政府轉手再回到百姓手中，必定要打折扣。首先有錢的收集和分配的成本，還有各式各樣的漏損。100元錢最後只剩下80元並不稀奇。還不如政府減點稅百姓得到的好處大。說到底，百姓買房的能力取決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改革開放前連飯都吃不太上，遑論買房。現在國民收入比改革開放前增加了10倍以上，許多人買房，更多人買車。再往前看，我們的收入還能增加10倍，達到日本、美國那樣的水平，更多的人買房完全有可能。不過日本、美國也照樣有窮人。他們還需要廉租房那樣的保障性住房。

　　這樣分析下來，經濟適用房根本不符合保障性住房的原則。可是為什麼這樣一個不靠譜的政策居然能夠在全國大行其道？原因有二。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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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