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和的剥奪（2）

　　再看本人出生時的條件不同，這些天生的條件差別顯然是無法避免的。有些家族天分特別高，輩輩出人才，為人類作出傑出的貢獻。我們沒有理由為了公平去壓抑他們，叫他們的貢獻和普通人一樣。有些人有商業頭腦，善於經商，同樣為人類作出貢獻，自己發了財，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財富。我們不但不應該限制他們，而且應該說明他們成全他們的事業。可見這一類天生的不公平，也是無法改變的。一個人的相貌也和他成功與否有關。有些女孩子長得特別漂亮，她們賺的錢就多得多。汽車展覽都要請漂亮女孩做模特，空姐也要講究相貌。難道我們能夠改變這種現實嗎？不管是天分也好，長相也好，這些天生的區別所造成的收入差別確實很難消除。

　　個人的選擇，只能由個人自己負責。絕沒有個人的決策叫別人承擔責任的道理。一個人決定去偷盜搶劫，總不能讓別人替他去坐牢。一個人努力學習，勤奮工作，他的成果也不可以讓別人去享受。過去我們批評吃大鍋飯，就是因為幹好幹壞一個樣，弄得大家都沒有積極性，對發展生產很不利，才決定引進市場經濟，讓每個人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才能，得到自己的勞動果實。可見由於決策不同所造成的貧富不均也是不可避免的。

　　最後說到運氣的不同。運氣有個人的，還有大環境的。個人的運氣包括一生一世中所碰到的人，這些人所選擇的決策，偶然性的因素非常多，而且都不是個人所能控制的，所以稱之為運氣。我們無法用任何手段改變這些偶然因素。大環境的變化包括國際石油價格的升降，碰上宏觀調控等等，都會影響一大片人。我們無法將一個人挑出來免除宏觀對他的影響，更無法改變整個宏觀形勢，唯一的結果是聽從運氣的安排。

　　說到這兒，結論是沒有辦法改變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或者說這些不平等是我們不得不接受的。但是它的結果，過大的貧富差距又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最後的辦法只能是在收入分配上採取溫和的手段，從富人那里徵收較高的個人所得稅。這就是世界各國通行的處理收入分配過於懸殊的政策。簡單地說，我們不得不接受市場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矯正的辦法是在已經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徵富人的稅。

　　恰好在這一點上我國的稅制不能有針對性地對富人徵稅。我們的累進所得稅只適用於工資部分，而大部分富人不是靠工資致富的。他們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財產性收入高。這部分收入稅務局缺乏信息，無法對他們徵稅。即使他們老實地申報了，也沒有累進的稅制，只是20%的統一稅率。更何況目前個人所得稅只占總稅收的7%，其他93%直接間接都和消費者的購買有關，而和家庭的儲蓄無關。你的錢放在櫃子里，或者存了銀行，政府是不會對這部分錢徵稅的。但是你一旦消費，買了東西，政府就對此徵稅。打電話，付電費，在超市買東西，國家都在徵稅。富人的消費雖然高，但是從比例而言他們的儲蓄比例高，相對的消費少。而窮人的所得幾乎都消費掉了，這部分錢都要交稅。所以從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納稅的比例比窮人的低。結果我們的稅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稅。改革稅制，按總收入徵稅，並且採用累進稅制是縮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此外，消除經濟活動中對不同社會階層人的不同限制，取消特權，是縮小貧富差距更為彻底的方案。應該說我國的改革開放在這方面是有成績的。每個人公平致富的機會比過去大大增加了。但是隨著經濟活動規模的擴大，利用權力獲取巨額收入的機會在增加。它不同於貪污腐化，但跟壟斷和禁止公平競爭有關。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南美諸國、非洲國家等，或多或少都有這一類問題。它和文化傳統、社會結構有關，是比貪污腐化更難糾正的一個問題。但如果我們能夠守住最後一道防線，對最終收入公平地徵收累進所得稅，這個問題的危害性就不足為懼了。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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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