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攔路虎”（2）

　　住房商品化為改革開放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在財富分配上也造成一系列問題。如前所述，最大的問題是造成了城鄉人民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在停止福利分房時，國家把當時住房的產權以很低的價格轉移給了原住戶。實際上也是國有資產流失，不過不是流給了貪官污吏，而是給了城市居民。每戶原來住公房的居民因為那次的產權轉移獲得一筆巨大的收入，按現在的房價計算，少則幾十萬元，多則上百萬元（小城市的沒有那麼高）。以後各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又以各種名義，暗中繼續進行福利性分房，特別是經濟適用房，國家損失上千億元。獲得利益的不是最貧困的那一部分人，而是各種能夠接近特權的城里人。在這次分利的巨大盛宴中，整體而言城市居民是獲利者，而農村人口分文未得。這是造成城鄉收入差別的最主要原因。可是它並不表現為可見的貨幣收入，所以大多數人視而不見。它表現為今後農民進城要支付高額房租，而已經購買公房的城市人口卻沒有這筆負擔。它所起的作用就是嚴重阻礙了農民進城的進程。

　　經過十幾年的商品房市場運作，我國各大城市的土地價格飛漲，住房價格同時飛漲。但是大多數原居民並不感到有很大的壓力，因為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住房，既不用花錢買房，也不用付房租。感到壓力的是新進城的那部分人，包括大學新畢業的學生和進城打工的農民工。其中一部分來自農村。他們中最困難的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人數也最多。他們是未來城鎮化的主要對象。不解決他們在城里的住所問題，城鎮化就不可能順利完成。這一嚴酷的事實是我們必須正面應對，無法回避的。我們要完成城鎮化，要解決三農問題，要完成工業化，不解決進城打工農民工的住所問題，這些目標全都是不可能完成的。

　　未來二三十年中要進城定居的農民大約有6億人口，差不多是現有城市人口的一倍。所以城市的總規模要擴大一倍。這麼多人，每個人都要有其住所，如此巨大的住宅問題怎麼解決？

　　可以肯定，這個問題完全靠政府的力量是不行的。政府沒有那麼大的財力。完全靠市場，讓農民工自己買房，也很少有可能。所以解決的方案必定是政府和市場的結合。具體的辦法可能是由政府或開發商興建大量廉租房，以低租金租給進城的農民。這完全不同於經濟適用房。廉租房不涉及產權，而且是低標準住房，建築成本很低。住戶所付的租金可能不足以補充建房的利息和折舊，不足的部分由政府補貼。有了補貼就有可能以商業運作的方式來開發。等經濟進一步發展，人們收入普遍提高之後，可以提高房租，或逐漸轉為一般商品房，可以交換成為私人住宅。

　　這樣的政策應該及早實施。讓過去一直受歧視的農民獲得一些補償。不但有利於公平，也有利於經濟增長，加速城鎮化。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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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