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下的危機（1）

　　2007年所爆發的金融危機根源就在於過於複雜的政策管制。若對這次危機著書立說，僅僅就其惡性後果則要至少5個章節才能言盡。

　　第一，大型公開上市的銀行的管理層受到極大鼓勵以實現“股東價值最大化”，這是由於管理層個人財富和收入很大程度上與自己機構的股權和期權相挂鈎。實現這一點的最便捷做法，就是將相對於其資本的銀行行為規模最大化。在整個西方世界，相對於銀行股東權益的資產負債表由此變得洋洋灑灑。何以至此呢？答案在於這是監管政策所公開認可的做法。準確而言，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1988年的協定就允許銀行相對於其資本持有大量資產，前提是這些資產應屬於低風險資產，例如政府債券。

　　第二，自1996年起，《巴塞爾資本協議》幾經修正，允許企業在各自內部風險評估的基础上有效設立自己的資本要求。在具體實踐中，風險權重根據證券評級得出，後來則是通過私人評級機構對結構性金融產品的評級得出。

　　第三，在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帶領下，中央銀行演化出一套極不對等的貨幣政策理念，即當資產價格突然下跌時，銀行可以通過降低利率出面干預，但當資產價格飆升時，則不予理睬，聽之任之，前提是只要這種飆升不會影響到對所謂核心通貨膨脹的公衆預期即可（核心通貨膨脹是把能源價格和糧食價格從物價上漲因素中排除，並且完全無法反映出房價中的泡沫情況）。這就是俗稱的“格林斯潘對策”，後稱“伯南克對策”，就是指美聯儲會出面干預以提振美國股市，但卻不會出面抑制資產泡沫，即只在意消費物價通貨膨脹，但出於某種隐晦的原因，對房價通貨膨脹卻不予理睬。

　　第四，美國國會通過立法以提升低收入家庭自有房屋的比例，特別是少數民族家庭更是如此。於是，房利美和房地美這類政府資助企業就極大程度地扭曲了按揭市場。雙方出於社會和政治方面的考慮，都覺得此舉有利可圖。但是卻不去從經濟角度考慮，財力薄弱的家庭會因此被鼓勵在房地產市場上窮其所有，以小搏大，孤註一擲，豪賭一場。

　　第五，比美國更進一步的是中國政府，它斥資相當於數萬億美元的人民幣，以防止出現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這一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為了確保中國制造業出口在西方社會能極具競爭力。並非只有中國將自己的經常帳戶盈餘兌換為美元。此舉的次級後果就是美國因此獲得大量信用額度，這一點始料未及。因為這些盈餘國家大多購進的是美國政府或政府機構債券，所以這類證券的收益都刻意保持較低水平。由於按揭利率與國債收益緊密挂鈎，應運而生的“中美共同體”（此名稱源於中美兩國這種離奇的經濟伙伴關係）則進一步助長了已然出現泡沫的美國房地產市場。

　　這段危機史中，唯一適用“寬鬆政策之過”理論的部分，就是市場對信用違約互換這類衍生產品未作監管。保險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就因此嘗到了苦頭，其倫敦的衍生產品部門賣出了大量錯誤定價的保險產品，而這本應屬於不可保風險的範畴。但我認為這並不是引發本次危機的主要原因，而一直被監管的銀行才是危機的關鍵。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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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