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其實不特（3）

　　國內這8年來的高增長，靠的是銀根（貨幣超發）、地根（地價虛高）的槓桿撬動，缺的正是技術創新與效率提升。國內地產泡沫雖然與日本當年相似，但通脹比日本嚴重，因而，高增長其實沒那麼高。GDP必須減去CPI，才是實際的增長率。舉2011年6月的例子，名義上GDP增長9.6%，但減去了6.4%的CPI，實際GDP只有3.2%。但實際GDP仍不是稅後的淨收入，還得扣減稅負。世行報告指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遠超過發達國家。這就意味著，增長的3.2%里扣減掉45%，才是稅後淨收入。這麼算下來，正好與前邊所述10年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僅增長1.6倍，農村居民纯收入僅增長1.2倍吻合，證明國內GDP高但收入低是個事實。

　　即便回溯過去63年，也能看出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直線下降了一半，從1952年的69%直線下降到目前的35%。而政府開支的比重直線上升了一倍，從1952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30%左右，翻了一番。這種“國富民窮”的趨勢，前30年計劃經濟時期與後33年市場化期間，始終沒有改變。而後33年來的實際通脹率高，購買力低，甚至貪腐高發，福利保障低下，都加劇了GDP高但收入低的增長畸形。總之，占人口90%以上的中低收入人群被侵占了應得收入，犧牲了應有利益，表明高增長具有惠及民生不夠，包容民生不足的弊病。

　　距離產生美感。中國經濟的高增長，被隔海遙望的外部世界當成了神奇故事與宏大叙事，然而“上海和北京的發展不能代表整個全國”（溫家寶語）。金字塔式的資源集權結構，派生出國富民窮、城富鄉窮、上富下窮甚至官富民窮的格局。這就像沿街的高樓大廈，有意無意地遮蔽了背後的窮街陋巷一樣，艱辛困苦的大衆民生，被遮蔽在樓高車快之後。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甚至吃不起肉的弱勢群體，被遮蔽在包裝絢麗的面子工程之後。正如朱镕基早就抨擊的：“一方面職工拿不到工資，農民窮得要命；另一方面，到處要建大城市，大搞國際化都市，高樓林立，都是為有錢人服務的。”

　　一場財富膨脹的泡沫盛宴，只有在散席後才能盤點出誰勝誰負。從分配結構看，權力是贏家，市場是輸家；政府是最大贏家，百姓是最大輸家；從產業結構看，銀行業贏了，制造業輸了，農業輸了；從企業看，國企贏了，民企輸了；從遊戲規則看，投機者贏了，投資者輸了；貪腐的潛規則贏了，誠實敬業規則輸了。資本逐利的本性，決定了它“誰贏跟誰走”。前邊所說資本被濫用了，資源被錯配了，都是上述有輸有贏的結果。市場原本就有“1個巨富背後必有500個窮人”的邏輯，因而，8年來的勝負博弈，變成了富者越富、窮者越窮，變成了窮人通脹，富人通縮。8年來的遊戲結局，加劇了財富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推高了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鞏固了一個“強政府，半市場，弱社會”的不良格局。

　　一聽到有人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我就笑了：明明有個中國模式，怎麼能視而不見呢？我笑我們不能幼稚到變成鴕鳥，用情感判斷替代了事實判斷：不喜歡的東西就當它不存在。明明是你不喜歡這個模式，卻不敢直陳其弊，把頭插進沙堆里說沒有這個模式。就拿經濟的“中國模式”說吧，國家對於社會有“四重賦斂”，明擺著是個舉世無雙的模式嘛。什麼叫四重賦斂？四重，直說是四遍。賦斂，直說是收錢。四重賦斂，是說國家收了社會四遍錢。收稅一遍，收費又是一遍；國企強迫交易一遍，土地與房產交易又是一遍。這四重賦斂，全是市場財富向政府的轉移，政府成了大政府，市場成了半市場，官員成了經理，經理成了官員的下屬。要說有中國特色，這些就是。政經合一、政企不分，就是中國模式的總譜。

本文摘自《大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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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20年超過美元200年的發钞量，為什麼還鬧錢荒？國內工資總額還不抵灰色收入的1/2，錢都跑哪兒去了？泡沫“雙雄”像兩個巨型癌腫那樣每天狂吸營養，印再多票子也填不滿這兩張血盆大口！泡沫超大會吞噬投資，擠占消費，耗竭收入，蠶食儲蓄，誰也供養不起，不擠破會耗幹你的。先擠破後降解，先保本後取利，你的財富才能化險為夷。作者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運籌學方法，再次為讀者揭謎解惑。作者的預警應驗嗎？你讀完這書才能“鑒定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