賬務存疑
若要走出這種病態制度的泥沼,似乎只有兩條出路。其一看似理想,但實現的可能性不大,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通過強大的領導力,號召年輕人(加上其父輩以及祖輩的同心協力)支援更為負責任的財政政策。我在前文已作過解釋,此舉勢必困難重重。但是我堅信,會有辦法實現如此強大的領導力,這就在於要改變政府現行的財務體系。
政府現行的財務體系,坦白說有一定的欺騙性——不會定期公佈準確的政府資產負債表,巨額負債不為人知,即便是當前的收入支出明細也讓人真假難辨。若是如此行事,合法企業肯定難以為繼。曾將如此混淆視聽的財務報表公之於世的最後一家企業,就是惡名昭著的安然公司。
其二,應該有能力制定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以便將政府的負債情況與其資產狀況進行比較。這也會有助於澄清財政投資赤字與當前消費赤字。政府應當效仿企業,採用公認會計原則。最重要的是,要定期制定代際帳戶,以明確現行政策對各代人的影響。
如果我們沒有如此作為,如果我們沒有著手對政府財務進行整體改革,那麼恐怕後果將不堪設想,很可能會出現另一種局面。西方民主社會將沿襲其當下不負責任的態勢繼續前行,直至步希臘等地中海經濟體的後尘,一個個陷入無法自拔的境地,先是公信力缺失,繼而借貸成本攀升,最終政府在不堪之際,不得已削減支出,提高稅負。這種情況下,最終會導致債務違約和通貨膨脹當道,我們都會陷於阿根廷的境地。
當然,還有著第三條可能的出路,即我們在日本和美國所見到的局面,也許英國也是如此。債務還在不斷攀升,但是出於通貨緊縮的擔憂,中央銀行購買債券,到其他國家尋找投資避險的渠道,這使得美、日等國的政府借貸成本處於空前低位。但這種局面的問題在於,這會導致數十年間近乎零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就是亞當-斯密提出的經濟停滯靜止狀態的又一版本,不過,這次是西方社會停滯不前。
隨著我們的經濟窘境日益惡化,選民也在努力尋找替罪羊。我們譴責政客,認為他們沒有妥善管理公共財政。但我們覺得銀行家和金融市場也難辞其咎,仿佛是因為其不顧後果的放貸,才有了我們不自量力的借款。我們寄希望於加大監管力度,但不希望自己會因此受累。這就引出了第二章的主題。我將從政治領域轉向經濟領域,從民主制度的人類“蜂巢”轉向市場的達爾文叢林法則,我想試問:在這其中,我們是否也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制度出現衰落迹象?
在本章中,我試圖說明的是,巨額的公共債務是違背隔代社會契約的一個表象。在下一章中,我想提出一點,即政府對市場過度複雜的監管是否實際就是它本意想要治愈的頑疾。正如我們所見,法治有著諸多敵人,但這其中最為危險的敵人,莫過於那些冗長而費解的法律的締造者。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政府現行的財務體系,坦白說有一定的欺騙性——不會定期公佈準確的政府資產負債表,巨額負債不為人知,即便是當前的收入支出明細也讓人真假難辨。若是如此行事,合法企業肯定難以為繼。曾將如此混淆視聽的財務報表公之於世的最後一家企業,就是惡名昭著的安然公司。
其二,應該有能力制定公共部門的資產負債表,以便將政府的負債情況與其資產狀況進行比較。這也會有助於澄清財政投資赤字與當前消費赤字。政府應當效仿企業,採用公認會計原則。最重要的是,要定期制定代際帳戶,以明確現行政策對各代人的影響。
如果我們沒有如此作為,如果我們沒有著手對政府財務進行整體改革,那麼恐怕後果將不堪設想,很可能會出現另一種局面。西方民主社會將沿襲其當下不負責任的態勢繼續前行,直至步希臘等地中海經濟體的後尘,一個個陷入無法自拔的境地,先是公信力缺失,繼而借貸成本攀升,最終政府在不堪之際,不得已削減支出,提高稅負。這種情況下,最終會導致債務違約和通貨膨脹當道,我們都會陷於阿根廷的境地。
當然,還有著第三條可能的出路,即我們在日本和美國所見到的局面,也許英國也是如此。債務還在不斷攀升,但是出於通貨緊縮的擔憂,中央銀行購買債券,到其他國家尋找投資避險的渠道,這使得美、日等國的政府借貸成本處於空前低位。但這種局面的問題在於,這會導致數十年間近乎零的經濟增長速度,也就是亞當-斯密提出的經濟停滯靜止狀態的又一版本,不過,這次是西方社會停滯不前。
隨著我們的經濟窘境日益惡化,選民也在努力尋找替罪羊。我們譴責政客,認為他們沒有妥善管理公共財政。但我們覺得銀行家和金融市場也難辞其咎,仿佛是因為其不顧後果的放貸,才有了我們不自量力的借款。我們寄希望於加大監管力度,但不希望自己會因此受累。這就引出了第二章的主題。我將從政治領域轉向經濟領域,從民主制度的人類“蜂巢”轉向市場的達爾文叢林法則,我想試問:在這其中,我們是否也目睹了西方世界的制度出現衰落迹象?
在本章中,我試圖說明的是,巨額的公共債務是違背隔代社會契約的一個表象。在下一章中,我想提出一點,即政府對市場過度複雜的監管是否實際就是它本意想要治愈的頑疾。正如我們所見,法治有著諸多敵人,但這其中最為危險的敵人,莫過於那些冗長而費解的法律的締造者。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