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巴第街的教訓（2）

　　我們也忽略了白芝浩的其他觀點，特別是他認為在強調制定規則的同時，也要重視自由裁量的重要性。首先，白芝浩強調了銀行董事要具備豐富的市場經驗，他寫道：“穩健的商人總能敏銳地辨別出危險人物的可疑立場，他們可以迅速發現腐敗交易的蛛絲馬迹。”應新添全職副行長的職務，賦予其行政管理權，作為類似永久性財政副部長的角色發揮作用。還應選出顧問委員會，“以引入……一種明智的憂患意識”。

　　其次，白芝浩一再重申，正如他所述，“（英格蘭銀行的）至關重要性在於它要一直保留大量的銀行準備金”。但是他也強調，準備金的規模不應由某些規則自動確立，不應效仿現钞流通的做法依照1844年的《英格蘭銀行條例》進行。“不應將當前其負債的某個確定金額或固定比例提取出來，作為銀行應作保留的準備金之用”。理想的中央銀行的目標應該是設定“憂患最低點”，除此之外不必更為精確，而“這無論是通過抽象的辯論還是數學運算，均無法令我們洞悉其中奧妙”：

　　（他繼續講道）我們無法指望他們能夠實現這一點。信貸是通過週遭環境所生成的一種觀點，而且也會因環境而異。信貸的狀態……也只能通過嘗試和問詢得出。同樣，無法準確獲悉多少數量的“準備金”能讓大家高枕無憂；在這一問題上，永遠無法達成一致，只有通過不停觀察公衆的心態，密切關註在準備金數量的各個點位所產生的不同影響，來做出判斷。

　　銀行的貼現率也同樣不具有可預測性，貼現率是銀行對於優質商業票據所作借貸而使用的利率。白芝浩認為，“英格蘭銀行依照市場匯率相應制定出自己的利率，這……通常是大錯特錯的”。銀行的“第一要務”是利用貼現率“保護國家的終極現金”。這其中當然也存在著自由裁量權，因為沒有任何規則可以確定儲備金的理想規模。

　　如今，還有這樣一些觀點，比如美國經濟學家勞倫斯-科特里科夫和英國《金融時報》的專欄作家約翰-凱就認為，唯一的出路就在於對我們的金融體系進行標本兼治的結構改革：這里指的是“狹義銀行”，而不是要把所有的銀行都全盤考慮。我可以看出這些觀點中的知性訴求。理論而言，也許若能將大銀行由大化小，則會大幅降低槓桿效應以及銀行存款接收者和風險承擔者之間的相互關聯性，這樣自然最為理想。但是，與白芝浩相同的是，我更願意接受現狀，不指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全盤放棄當前這種“大而不倒”的制度，這背後是中央銀行的資助，甚至必要時，還有國庫的支援。我們的任務是像白芝浩那樣，“充分利用現有銀行體系，使其各盡其能，各得其所。即便我們只能治標不治本，也要找到最好的權宜之策”。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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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