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污分子最倒黴

　　收入差距的新視角

　　過大的收入差距會引發治安問題，特別是窮人衣食無著，會铤而走險。但一般並不表現為官民沖突，也不會是群體事件。當前社會治安案件雖然呈現上升趨勢，但並沒有什麼突然的變化。因為社會的流動性增加，家庭分離，商業社會言利少義，治安惡化並不出乎意料。這些分散的治安事件不會成為政治問題。現在最令人害怕的是群體的官民沖突，使政府緊張的也是這類事件的增多，而且性質越來越趨於暴力。它有可能轉化成政治事件，導致社會動亂。

　　為了看清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社會後果，有必要深入分析收入差距的性質。現在大家衡量收入差距的是一貨幣指標，拿錢的多少作比較。但是大家花錢最後得到的是享受，經濟學中叫做效用。用享受衡量和用錢衡量有很大區別。因為花錢得到享受，有極為明顯的收益遞減現象。在錢多的時候買到的額外享受，大大低於所花的錢數，完全不跟錢的多少成正比。有錢人吃海參魚翅，比普通人吃肉，多不了多少真正的享受；一小盅魚翅要賣三四百元，一碟帶肉的菜不過二十幾元。二者相差幾百元，但是所得享受的差別可說微不足道。一碟蔬菜三四元錢，比肉菜便宜十幾元錢，但是所得的享受遠比吃肉和吃魚翅的差別大。吃肉和吃菜在享受上的差別，超過吃魚翅和吃肉的差別，但是錢的差別卻相反，吃肉和吃魚翅所花的錢的差別，遠大於吃肉和吃蔬菜所花的錢的差別。再拿交通來講，富人花幾百萬元開奔馳、寶馬，窮人花幾百元騎腳踏車，汽車比腳踏車走得快，但這個差別遠沒有錢的差別大。堵車的時候腳踏車還比汽車走得快呢。這充分說明了錢的效用遞減，錢所提供的享受遞減。在收入低時，一兩元錢的差別可超過收入高時幾千上萬元享受上的差別。一個人少了一兩元錢就可能挨餓。吃得飽和吃不飽的差別又遠大於吃肉和吃蔬菜的差別。這一切都說明，錢多的時候買到的享受很少，錢少的時候買到的享受很多。拿錢買享受，在錢多的時候是很不合算的。

　　因此有人提出，現在享受上的差別可能反而比改革開放前小了。改革開放前是吃得飽吃不飽的區別，現在大家都吃飽了，區別在吃魚翅還是吃肉或吃蔬菜。拿通信來講，改革開放前只有局級幹部才能在家裡裝電話，現在差不多人人都用手機。拿穿戴來講，改革開放前淮河以北的窮人一般不穿鞋，只有在冬天凍得受不了才不得不買鞋穿。所以到了冬天有人到城市里收購舊鞋，拿到農村去賣。那時候享受的區別是冬天有沒有鞋穿。現在鞋子很便宜，幾十元錢就能買一雙鞋，大家都有鞋穿了。富人錢多，買幾千上萬元的皮鞋，其額外的享受幾乎等於零。再拿彩電來看，過去很少人家有彩電，現在農村每百戶的彩電數為99.2台（2008年的調查），可說家家戶戶都有彩電，連公共汽車里都可看彩電。是不是差別比過去小了？現在的富人花錢買名牌商品，一塊表要幾萬幾十萬，一個手袋要幾千上萬；窮人也能買幾十元錢的表或手袋，性能上和名牌商品相差無幾。當然不能說富人錢多一點意義都沒有。現在窮人富人享受上的最大差別恐怕是在住的方面。進城打工的人，住在十幾個人的小屋里，有錢人住別墅。改革開放前只有國家領導人才有別墅行宮，部長級幹部住得也很擁擠。現在有上千萬個富翁住進了別墅，住的差別比過去擴大了很多。向前看，住的差別還很難縮小。以上的分析說明，我們應該關心的是享受上的差別，而不是錢多錢少的差別。所以國家應該更多註意減少住的差別，說明最困難的人改善住房條件，方法就是廉租房或住房補貼，而不是賣經濟適用房給普通群衆。

　　經濟學中的享受是指對物質消費的滿足感，而不是從攀比得到的滿足感。買幾千幾萬元的手表或手袋，得到的是從炫耀來的攀比滿足感。嚴格講，攀比的滿足是為了別人，不是為了自己。如果沒有別人在場，就不會有攀比的滿足感。為了別人的羨慕而消費是愚蠢的消費。為了別人的福利而消費是聪明的消費。比如買路邊小攤的商品，不但滿足了自己的需求，又說明擺攤的人提高了收入，利人利己，是聪明的消費。這種消費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

　　從這個角度看，貪污分子最倒黴。他們貪污得來的錢很多，但是不敢露富，到處裝窮，一點也沒享受著，天天還要擔心受怕。物質享受沒得到，倒是精神負擔非常重。兩頭都沒撈著，非常不合算。如果他們想通了，就不會貪污了。

　　人們花錢得到的是享受，所以拿享受作比較也許更合理。窮人富人在享受上的差別遠沒有貨幣收入的差別大。改革開放前收入都很低，相差幾元錢所造成享受上的差別很大。現在大家收入都提高了，基本的生活都有了保證，享受上的差別可能反而小了。不過貨幣收入的差別是可以測量的，而享受的差別無法科學地測量。所以我們還不得不用貨幣的差別來考慮。

　　由於貨幣在享受上的效用遞減，所以把富人的錢給窮人用，雖然社會的財富總量沒有變化，但是社會的效用總量得以增加。這對全社會有很大的益處。所以我們應該鼓勵富人捐錢給低收入者。對富人來講他們所失甚微，而窮人所得極大。但是這種均貧富的行為萬萬不可用暴力的手段。

　　值得註意的是我們千萬不要做相反的事，拿窮人的錢去補貼富人。當然，很明顯這種政策是不會發生的，但是隐蔽地補貼富人是可能有的。這值得大家密切註意。比如說，為了照顧窮人保持低電價，實際上富人得到的好處遠遠大於窮人得到的好處。因為富人用電量遠超過窮人用電量。結果是拿廣大電力用戶的錢去更多地補貼了用電量大的富人。這種為了窮人而被富人搭便車的例子比比皆是。本來是想縮小一點貧富差距，結果適得其反。而且這種政策很難糾正，因為表面上這是為了窮人，叫起來振振有詞，反對它要冒很大的風險。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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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