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充分就業到經濟增長

　　凱恩斯以其短期理論而聞名，因為“長期而言，我們都死了”（這句話出自其早期著作《貨幣改革論》，同時也概括了他另一部更有名的作品—《通論》）。有一項特徵決定了凱恩斯的理論只能是短期理論：他將投資（新基础設施、建築和設備上的支出）作為總需求的一部分，但並不怎麼在意以上支出同時也增加了經濟生產力這一事實。投資越多，工廠越多，需要的設備和勞動力也越多。短期內充分就業所需滿足的總支出增長必須與產能增長保持同步，這樣才能維持長期環境下的充分就業。這就是為何政界人士和政界所代表的社會輿論在慶祝一家新工廠的落成時，他們真正關心的並不是某些必需產品的供應增長，而是創造了多少工作崗位。就業不足似乎比產品短缺更為重要。過去，我們需要更多的人參與工作，是因為我們需要他們所提供的產品和勞務，而現在我們需要保持產能增長，僅僅是為了確保就業。

　　充分就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呢？凱恩斯將這一問題留給了別人。英國的哈羅德和美國的多馬分別於1939年和1946年參與了這一問題的研究，並形成了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這一模型考察了總需求和總產能均衡增長所需的條件。

　　幾年後，政府開始著手以經濟增長為目標，努力維持充分就業局面。多馬評價道，他和哈羅德的研究“關註失業問題，但他們將經濟增長作為治理這一問題的良方，而非最終目的”。而“實際上，在1950年以前的官方及專業文件中，幾乎找不到關於西方國家將經濟增長作為政策目標的任何記錄。”1936年，考林-克拉克首次發佈了人均實際收入年增長率的估值。英國《經濟調查》年刊第一期刊於1950年，其中提到了‘增長率’這個名詞。”阿恩特在論及1949年10月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一份公告時表示：“在官方公告中明確提出以經濟增長作為政策目標，這在西方國家可能還是第一次。”

　　變化是如此之快。正如一位評論員所言，到20世紀50年代末，經濟增長“被迅速推向最高點，毫無疑問成了至高無上、淩駕一切的政策目標”。分析這一變化時，阿恩特指出：“加快經濟增長被視為當前西方經濟所有痼疾的預防及補救良藥，包括收支不平衡（尤其是美元短缺）、就業不足，以及供不應求或競爭性利潤索賠所導致的通脹等。”阿恩特還認為，蘇聯的威脅和“冷戰”是美國將經濟增長作為最高政策目標的另一個重要原因。“50年代，各國增長率的比較已具有愈加重要的政治意義……1957年的聯合國《歐洲經濟調查》中，首次披露了基於經合組織估值的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增長率的地位為何會出現如此大的變化？這成了20世紀60年代早期學術研究的一大熱門話題。“從那一年（1960年）開始的10年間，經濟增長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政策目標優先級中佔據了很高的位置。”經濟增長也是肯尼迪和尼克鬆那場曠世之爭的主要焦點。肯尼迪競選獲勝之後，加快經濟增長更是成為一項中心目標。

　　如《聯合國世界經濟調查（1959）》所述，“在《聯合國憲章》的指引下，對充分就業的目標進行重新诠釋，使之包含經濟增長的因素，這標志著政策理念的第二次重構”。“不僅在法國、英國、瑞典和荷蘭，還包括德國、比利時和瑞士這些不干預政策的大本營，它們在60年代都對經濟增長採取了目標更為明確的控制手段。”

　　到了20世紀60年代晚期，經濟增長的觀念已日趨成熟，並一躍成為發達國家的首要政策目標。經濟發展觀的羽翼漸豐可表現在諸多方面，如阿恩特所述，“即使是那些富裕國家，也普遍認為一種穩定、快速和無限期的產能增長（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應當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目標，畢竟從最廣義的角度講，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人們所希望和要求的，而這一理念無疑構成了經濟發展觀的核心”。

　　阿恩特認為，富裕國家把經濟增長作為首要政策目標，主要是基於以下5個方面：對於持續物質增長的渴望；經濟產值增長時更易應對競爭性索賠，並使其他一些問題（如充分就業）更為可控；保持社會“情緒高漲”；重回亞當-斯密時代；還有不甘人後。有關最後一點，阿恩特引用了“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之父”多馬對於國際競爭的一段評述：“這一動機確立了快速經濟增長在大國（甚至許多小國）經濟政策目標中的地位，而它本身幾乎與生活水平相關福利的理性評估毫無關聯。”

本文摘自《不依賴增長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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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個世紀以來，經濟增長被廣泛認為是治療現代社會各種主要經濟疾病的靈丹妙藥，包括貧窮、失業、污染、環境惡化等。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之一的GDP也越來越多地被人提及。我們不僅認為經濟增長有好處，而且幾乎認為是必需的——增長提升了億萬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長為解決我們所遇到的一切問題提供了資金來源，然而，經濟增長果真越快越好嗎？換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嗎？對一些強調經濟增長的國家而言，將經濟高速發展作為首要選擇能給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嗎？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增長無法成為全世界長遠選擇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