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輸入型危機發生後中國的應對措施

　　2008-2009年：第二次輸入型危機發生後中國的應對措施

　　中國在加入經濟全球化後發生的第二次典型的輸入型危機面前，經濟體系對外需波動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自不待言；值得慶幸的是，中央政府此前和同期在“三農”領域的大量投入，恰似為這駕在失衡中疾馳的經濟“馬車”鋪就了一條相對平坦的道路--中國是在連續幾年加強三農投入的堅實基础上，才具備使危機“軟著陸”的條件。

　　1.危機發生後中國政府的應對

　　2007年下半年“次貸”危機引發的以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為標志的華爾街金融危機，立即就對中國嚴重失衡的經濟結構產生了影響：一方面使長期依賴國外市場的出口經濟遭受重挫，出口對中國GDP的拉動從2007年的2.6%下降到2008年的0.8%；另一方面，因國際資本在次貸危機發生後紛紛湧入商品期貨市場而推動了初級產品價格的上漲，使中國產生了嚴重的輸入型通脹（王建，2008）王建：《關註增長與通脹格局的轉變點》，《宏觀經濟管理》，2008年第8期。，生產者價格指數（PPI）由2007年的5.4%上升到2008年4月時的8.1%，而2008年國內CPI月度最高也達到8.7%。這使長期內需不足、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中國經濟立即受到影響，加之國內開始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2008年中國GDP的增長率下降到9%，盡管仍然保持在高位，但與前幾年相比已經呈現出趨向蕭條的態勢。

　　總體來看，面對本輪全球經濟危機輸入型的構成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中國領導人表現得信心十足，在世界舞台上進退裕如。也許，正是由於中國此前已經未雨綢缪地進行了宏觀調控和新農村建設，因此算是一次更有準備、更有基础的應對。

　　直接來看，此次輸入型危機爆發後，中央政府的應對措施同樣是內外需求兩個方面著力。

　　與應對上次輸入型危機相同的是，積極利用財政投資帶動內需增長。

　　2008年中央出台文件，提出在2010年底前新增投資4萬億元（其中中央安排1.18萬億元左右）。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投入及所帶動的地方和社會資金的總投資規模就達到4000億元。從2008年8月-2009年12月，中央政府連續7次發出文件調高相關商品的出口退稅率，試圖以此弱化國際市場需求下降對中國出口導向的經濟體系的沖擊。

　　2.農村勞動力“蓄水池”功能對維護社會穩定的作用

　　這次中國危機應對中的一個顯著不同，在於措施的“超前性”：溫家寶總理於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門防止經濟過熱、占用耕地過多的同時，就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的意見。2005年中央政府為了縮小“三大差別”開始增加投資於“中部崛起”和“新農村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調整。亦即，在2008年遭遇美國為首的西方金融危機造成外需下降的時候，中國領導人早已在3年前就已經成規模地加大包括新農村建設在內的國債投資了！

　　雖然，2005年中央政府採取對中部和農村增加投入的政策，是對國家“十一五”提出的指導性建議，其初衷並不是應對危機造成的經濟下滑的救市投資，也不是緩解全球經濟危機的措施，但客觀上卻正在發揮著依靠縣域經濟打造“第二資產池”的作用--既提升內需，拉動國內過剩金融資本投資，又能夠更多地容納內地農村勞動力以促進城鎮化。

　　雖然這些政府措施從提出起就遭遇很多激進學者的批評，但連續幾年的數以萬億計的大規模投資，還是“單兵推進”地帶動了中西部和農村的基本建設以及數以千萬計的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就業。其客觀效果，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爆發、連帶發生沿海外向型企業倒閉、2000多萬農民工失業的時候，及時起到了吸納這些回鄉勞動力的作用，纾緩了城市的就業壓力和治安壓力。對於在農村不再有地可耕的新生代農民工而言，這點尤為重要。

本文摘自《八次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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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們通常的意識形態中，中國沒有發生過經濟危機，也?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最多只能算是經濟波動，而不能算是危機。但作者認為，中國不僅發生過經濟危機。而且中國自建國以來的六十年間，已經發生了8次經濟危機，而這些危機均與國家工業化階段性特徵有關：在 “城鄉”二元對立的基本體制矛盾約束下，工業化、城鎮化以及整個體制的改革所產生的制度成本均向“三農”轉嫁，因而城市的產業資本就可以實現“軟著陸”，原有體制得以維持；而不能直接向農村轉嫁的危機，就導致產業資本在城市“硬著陸”，引發政府財稅金融、乃至整個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
　　中國政府已經認識到“三農”問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於是在2005年把“新農村建設”作為國家戰略，連續增加數萬億投資以吸納數千萬“非農”就業的舉措，最後成功地應對了2009年全球經濟危機，實現了“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