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的人民幣（3）

　　羅平漢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

　　當我們中國開始要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候，世界上真正地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成了，而且還比較強大的也就是蘇聯，它成了我們唯一可以仿效的榜樣。而且在共產黨的心目當中，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無非就是這麼幾個：公有制、按勞分配、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應當說在蘇聯經濟發展過程當中起的作用還是相當大的，至於計劃經濟所產生的片面性，或者說負面作用，當年我們並沒有認識到。

　　1953年，是新中國開始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年，和蘇聯代為印制的人民幣一起，大量蘇聯援助的資金、貨物、設備和人員經由滿洲里國門，沿著鐵軌一路南下，註入了整個中國。然而，縱貫中國南北的兩條交通要道--京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卻在號稱“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漢，被難以逾越的天塹長江攔腰斬斷。新中國工業建設的整體速度因此大打折扣。

　　餘啟新中鐵大橋局原總經濟師：

　　從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景來看，迫切需要有這麼一座橋將南北連成一線。我家原來在漢口，1956年搬到武昌，當時租了一條小木船準備把家具搬過去，結果遇到了風浪，一家人就在這條小船上面待了兩三天，那是我小時候的一個切身體會。橋沒修起來，武漢城就成了一個支離破碎的城市，並不是一個完整的城市。不用說整個京廣線，就是一個城市也被分割成幾塊，人民生活極不方便。這也給物資運輸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對國家經濟的發展影響非常之大。

　　能否在長江上建一座大橋，成了迅速提高新中國建設速度的關鍵因素。1954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政務院通過了《關於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決定》，批準接受蘇聯專家的技術支援，投資人民幣1.7個億，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然而，在人均GDP不足150元，人均月工資只有10元左右的情況下，這1.7個億的巨額資金，究竟從何而來？

　　至今仍舊居住在武漢龜山下橋工宿舍的老人唐寰澄，是當年武漢長江大橋的參與設計者之一。雖然他設計的只是整個武漢長江大橋的橋頭堡這很小的一部分，但中央對此的重視程度卻非同一般。起初，在所有參選的方案中，唐寰澄的方案只被評為三等，並非最優秀的，但卻被週恩來總理一眼看中。

　　“三等”的方案居然被選中，當時連唐寰澄自己也沒有想到。直到後來他才知道，相比較而言，這是造價最低、最便宜的一個方案。

　　方案中選為唐寰澄帶來了1800元的獎金，這在當年可絕對算得上是一筆巨款，相當於唐寰澄整整5年的工資。但他一分錢也沒有亂花，除了因工作需要拿出200元購買了一台上海牌雙鏡頭照相機，唐寰澄把剩餘的獎金全部用於購買國家的經濟建設公債。他清楚地知道，中央關於國家建設的方針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所謂“集中力量”，就是“把資金和人力物力用在對國家命運最有決定意義的事業上面。其餘可做可不做者堅決不做”。

　　趙學軍中國經濟史學會副秘書長：

　　國家沒錢搞建設怎麼辦呢？有兩個途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一個是印钞票，實際上等於通貨膨脹稅，它的後果是很可能造成通貨膨脹。另外一個辦法是國家發行公債讓老百姓來買，把老百姓手里的財富集中起來搞建設，這個渠道不會造成通貨膨脹。

　　吳景平复旦大學中國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

　　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不久就開始發行公債。還有就是當時通過經濟和政治的各方面手段，加強社會的動員宣傳，讓大家把支援國家建設作為每一個公民都應當盡自己能力來做的事情。所以當時管這個叫“愛國公債”，有利息率很低的公債，甚至有無息的公債發行，就是說大家支援新中國的建設，說明國家克服困難，這些手段已經不單纯是一個政府的貨幣政策，為建設事業籌集資金，還和廣大人民群衆發自內心地主動來支援政府，支援這樣的建設事業是分不開的。

本文摘自《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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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書，道盡人民幣的前世今生。人民幣，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接觸、使用的貨幣。它穿梭於一個個市場，把商品送往它們該去的地方；它在一只只手掌中傳遞，指引著人們前行的方向。可是，你是否想過它有著怎樣的過往？它是怎樣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1948年12月1日，第一張人民幣正式問世，從此開創了中國金融史的新篇章。此後，人民幣見證了貨幣地位缺失的票證時代、談錢色變的禁锢歲月、人民爭相致富的開放時代。人民幣就像一面鏡子，它明亮地映照著中國的進步，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國的某些缺失。本書以“第一財經頻道”紀錄片《人民幣》為基础，系統性地梳理了人民幣的由來、發展軌迹以及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講述這種我們最熟悉的貨幣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