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的人民幣（10）

　　黃祖輝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

　　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的變革當中，人民幣只是交換的一種計量單位，實際上它沒發揮什麼作用。人民公社不需要貨幣，它全是按計劃分配，不需要通過貨幣的手段，它通過評工積分來進行物的分配。計劃經濟情況下沒有市場，人民幣不是用來衡量一個人的財富、收入多少，而是一個起到度量性的工具。

　　在那樣一個年代里，並沒有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消滅人民幣，究竟意味著什麼呢？”

　　丁一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副所長：

　　消滅貨幣，這就是一種共產主義的理念了。當時我們想象的共產主義就是一個按需分配的過程，就是一個特別理想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在這種社會里，人都是按需分配，人都是按其所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得到什麼就得到什麼。出現這麼一種社會的時候，貨幣作為一種交換媒介當然就沒有必要了，你需要什麼，直接去拿就行了，哪還要什麼貨幣啊？當時大家就想，中國很快就會進入共產主義，在這種過分樂觀的情況下，人就陷入了一種荒唐觀念，然後一下就把所有過去的積累揮霍光了，浪費光了，所以引起了後面幾年的痛苦。

　　白彤東复旦大學哲學系教授：

　　取消貨幣、公共食堂這些東西，是一種極端的反傳統。我們不應該對我們自己有那麼多的傲慢，對自己的智慧有那麼多的自滿，覺得前人想的都是錯的，我們就可以把以前的東西都抹掉，然後重新畫一個美好的理想的世界。從之後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這種傲慢，導致我們付出了惨痛的代價。

　　這個號稱中國第一的人民公社真正“風光”的日子放衛星子只是它最初成立的兩年。這兩年間，嵖岈山放出了新中國的第一顆農業衛星。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小麥畝產2105斤”的文章，轟動全國。

　　但就在“高產衛星”上天後不久，“吃飯不要錢”的公共食堂反而出現了“無米下鍋”的現象，而導致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恰恰是放上天的這顆“衛星”。

　　週留栓嵖岈山人民公社博物館義務管理員：

　　1958年的時候平均畝產240斤，好的300斤，現在一畝地一下報出來3000多斤。國家說你報的產量高，我徵的就多，你留夠吃飯的其餘國家拿走。所以說產量高了，國家拿走的也多了，全部給你徵走。但實際上產量是虛報的，沒有那麼多產量，這樣庫存就少了，口糧標準就降低了。那時候真的是沒糧了，都沒米下鍋了。沒有糧食了靠什麼充饑？只能是野菜、樹皮。像我小時候，扒那些豆地上的豆籽，燒燒吃，上學在山上攆螞蚱，逮住就吃了，後來有的逮老鼠吃。樹皮也吃，洋槐樹、洋槐葉、榆樹葉……這些都吃，最艱苦的時候，吃花生殼子，花生殼碾碎以後做馍吃，吃完以後大便解不下來，差一點死了。

　　黃祖輝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院長：

　　衛星上天，糧食能夠上幾千斤一畝，報紙上都會登，你去查都有的。那時候信奉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定勝天。人的作用在那個時期達到了極致，實際上它違反了科學，一畝地怎麼可能一萬斤產量，我們現在都達不到。我們現在一畝地，像袁隆平的超級稻，兩千斤已經不得了了。浮誇風大刮，誰吹牛，誰的生產力好像就能夠得到發展，就會被表揚，但實際當時是很窮很窮的。

本文摘自《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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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書，道盡人民幣的前世今生。人民幣，全世界1/5的人每天都在接觸、使用的貨幣。它穿梭於一個個市場，把商品送往它們該去的地方；它在一只只手掌中傳遞，指引著人們前行的方向。可是，你是否想過它有著怎樣的過往？它是怎樣影響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1948年12月1日，第一張人民幣正式問世，從此開創了中國金融史的新篇章。此後，人民幣見證了貨幣地位缺失的票證時代、談錢色變的禁锢歲月、人民爭相致富的開放時代。人民幣就像一面鏡子，它明亮地映照著中國的進步，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國的某些缺失。本書以“第一財經頻道”紀錄片《人民幣》為基础，系統性地梳理了人民幣的由來、發展軌迹以及對我國經濟社會的影響，講述這種我們最熟悉的貨幣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