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林老師對話（4）

　　● 盛柳剛：剛才您談到前蘇聯和東歐的經濟轉型，我個人覺得薩克斯他們在倡導“休克療法”的時候，有個潛在的理念是“陽光下沒有新的東西”，每個人都是理性的，全世界的人都是沒有什麼差異的，所以在西方產生的這套基於個人理性的理論，應該可以適合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您怎麼看這種觀點？

　　■ 林老師：我覺得每個人都是理性的這一點是可以接受的。根據我的研究體會，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的人都是理性的。比如上課時我常講的一個小故事，根據許多人類學的研究報告，在原始社會，人跟人交換經常是把要交換的東西放在路邊，人躲在樹林裡面。這種看似原始的交換方式，在當時的條件下也是理性的，因為原始社會剩餘少，要交換的東西很少，人也很少，可能要等很長的時間才有人來交換，如果需要人站在東西旁邊等的話，就把一個勞動力綁在那里了，如果躲在樹林後，跟你交換的人不知道你是否躲在那里，這樣就可以把勞動力釋放出來。但是，這種方式下很可能東西被白白拿走，人家不留下等價的東西，所以，原始社會里通常還有一項制度安排，也就是如果東西被拿走而沒有留下等價的東西，就會千里追殺去報仇，由於有了這種很重的懲罰，東西被白白拿走的概率就會大大降低，因此，這種千里追殺的制度安排也是理性的。

　　不管在什麼社會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謂理性指的是一個決策者在作決策時，在他可作的選擇中，總會選擇他認為是最好的選擇。按我的體會，“理性”是經濟學的本體，任何經濟學的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本體論的基础上的，不以這個出發點來解釋社會現象的理論就不是經濟學的理論；反過來，如果以理性為出發點來觀察、解釋社會經濟現象，即使所觀察、解釋的現象和金錢及物質利益無關，也是經濟學的理論。理性是任何經濟學理論的共同本體，但是每個決策者所面對的約束條件、選擇範圍和機會成本是不同的。同樣是理性人的選擇，現在的交換方式就不是古代那樣了，現在社會的生產水平高，高度分工，要交換的東西多、頻率高，就可以在一個地方開店，店主看著店，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如果買者不給錢，頂多不賣東西給他，或者東西被偷了，店主可以去報警，要警察懲罰他，不用像過去那樣費時費力、冒著千難萬險去千里追殺。所以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約束條件下的表現方式是不一樣的。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約束條件下的表現方式是不一樣的。

　　作為經濟學家，在這點上必須非理性是相同的，但理性在不同的約束條件下的表現方式是不一樣的。作為經濟學家，在這點上必須非常地清醒。理性本身是不變的，但是單說人是理性的並不說明任何東西，任何一個經濟理論，必須包含決策者在什麼限制條件下，選擇有多少，各種選擇的機會成本是什麼，然後才能知道什麼是理性的決策者的最佳選擇。一個理論能否用來解釋某種社會的現象，取決於這個理論成立的限制條件和相關選擇的機會成本與要解釋的現象所在的社會是否一致。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的人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中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人同樣是理性的，但是決策者在這些國家面臨的限制條件和機會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簡單套用適用於發達國家的理論，並作為轉型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政策依據，經常會出問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休克療法”的改革之所以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原因就在於把適用於發達國家的理論簡單地套用於轉型中國家。

本文摘自《本體與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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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為《論經濟學方法》（“與林老師對話”系列）的第二版 ，收錄了林毅夫教授在經濟學方法問題上與學生的對話記錄。作者強調經濟學家必須以“常無”的心態，從現代經濟學的“本體”，即理性人基本假設出發，研究新出現的經濟現象。
　　通過問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淺出地教導有志於經濟學研究的青年學子，應如何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善於運用理論、進行理論創新的經濟學家，體現了作者“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教學理念。第二版增加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R26;貝克爾教授對本書英文版的評論、學生的感悟以及林毅夫教授論述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章。全書說理透彻，辯驳有力，旁徵博引，無論對於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還是對經濟學感興趣的廣大讀者都極具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