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林老師對話（2）

　　我們必須知道怎樣對待現有的理論，知道如何取舍，才不會成為現有理論的奴隸。

　　● 盛柳剛：在我成為您的學生的這一年之內，今天是您第三次跟我們詳談方法論。為什麼您覺得方法論那麼重要？尤其是對於研究中國這樣一個轉型國家的經濟現象來說，超越一些理論上的爭議，強調方法論，是否有類似康有為作《新學僞經考》的意義？林老師您是否想借方法論來反對中國直接照搬西方經濟學，同時來證明自己理論的正確性？

　　■ 林老師：我強調方法論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我經常看到不少學者，明明他所用的理論不能解釋我國的現象，但他還是堅持以這個理論來說明這些問題為什麼會存在於我國。就像弗里德曼主張的那樣，我個人認為理論的目的是解釋現象，當一個理論不能解釋我們觀察到的現象時，這個理論就應該按一定的原則或標準來被修正甚至摒棄，這樣才不會理論學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時，當一個現象不能用現有理論來解釋時，這是對理論工作者的挑戰，也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如果能夠有比較好的方法來深入研究現象，提出新的理論，那麼我們還可以對理論發展作出貢獻。我之所以和各位一再談方法論的問題，是希望各位成為會運用理論、會進行理論創新的經濟學家。

　　第二方面的原因，經濟學本該是經世濟民之學，是實用科學。在這個時代里，我們有機會接受比較好的教育，我們對這個時代的發展和進步，對中國的重新崛起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我們怎樣讓中國重新崛起呢？學好運用理論和創新理論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學經濟學的人可以接受後發優勢的概念：從一個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的角度來講，技術的不斷創新是主要的動力。作為一個後發國家，跟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利用技術差距來加速國家的經濟發展是一個機會。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那麼多發展中國家中，只有少數幾個東亞的經濟體——日本、亞洲“四小龍”真正利用了這個技術差距，縮小了和發達國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利用後發優勢。如果我們回顧一下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主流的發展經濟學，就會發現：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所採取的經濟政策被認為是不對的，但是它們的經濟發展成功了，而那些按主流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來制定政策的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卻很差。另一個現象是蘇聯、東歐和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體制的轉型。20世紀90年代初整個國際主流經濟學術界的看法是蘇聯和東歐的“休克療法”會比較成功，而中國採取的漸進式的雙軌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數經濟學家認為計劃體制不如市場體制，而雙軌制的體制不如計劃體制。十多年的時間過去了，回過頭來看，按照當時被認為是比較正確的方法來改革的國家，經濟績效很差，而被認為採用了最差的方式來改革的中國，經濟卻取得了持續的增長，這說明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有相當大的問題。

本文摘自《本體與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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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為《論經濟學方法》（“與林老師對話”系列）的第二版 ，收錄了林毅夫教授在經濟學方法問題上與學生的對話記錄。作者強調經濟學家必須以“常無”的心態，從現代經濟學的“本體”，即理性人基本假設出發，研究新出現的經濟現象。
　　通過問答式的交流，作者深入淺出地教導有志於經濟學研究的青年學子，應如何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如何才能成為一名善於運用理論、進行理論創新的經濟學家，體現了作者“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教學理念。第二版增加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R26;貝克爾教授對本書英文版的評論、學生的感悟以及林毅夫教授論述經濟學方法論的文章。全書說理透彻，辯驳有力，旁徵博引，無論對於經濟學專業的學生還是對經濟學感興趣的廣大讀者都極具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