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市場建設入手改變規則
“我們用融資要求對方按照金融規則辦事。開行把貸款的專案建設和客戶的制度建設、信用建設結合起來，構築企業、政府、銀行和市場‘四位一體’的融資平台。我們貸給你巨額的資金，希望換回一個市場化的規則，這個規則不但對開行有利，對地方政府、企業，對全社會都有利。”
金融的健康對經濟具有極端重要性。凡是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其成功都源於金融制度的完善和強健。制度強才能金融強，最後才會使國家強，這是我堅信的客觀規律。中國要想在金融領域跟上發達國家的發展，必須改變規則，建立強大的金融體系。我們大多數貸款都是十幾億、幾十億元的規模，經不住任何一筆出問題，所以必須在每一筆貸款發放之前，構築起足夠嚴密的信用結構，讓借款方認識到規則的重要性。
我到開行工作4個月後，與安徽省政府簽訂了投融資服務合作協議。跟以往相比，這個協議最重要的變化是，我們用融資要求對方按照金融規則辦事。開行把貸款的專案建設和客戶的制度建設、信用建設結合起來，構築企業、政府、銀行和市場“四位一體”的融資平台。我們貸給你巨額的資金，希望換回一個市場化的規則，這個規則不但對開行有利，對地方政府、企業，對全社會都有利。
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始終面臨企業不可預測的道德風險，惡意逃廢債一度成為我國經濟難以治愈的頑疾之一。在開行以化解存量風險為重點的第二次信貸改革中，我們拿起了依法收貸的武器，向故意拖欠開行貸款的企業堅決說“不”。
西南某煤電專案即為一例。2000年，這個專案曾書面承諾，用上市籌集的資金進行收購，償還開行2.4億元貸款，但隨後變卦。2002年初，開行與有關部門聯合成立調查組，對專案債轉股工作及存在的問題進行現場調查，並向國務院領導匯報。經過多輪努力，我們成功收回貸款本息，頂住了道德風險回潮的壓力。這不僅僅是為了改善開行資產質量，更是為了樹立規則意識，增強企業的信用意識。
開行以市場建設為抓手，形成了與商業銀行不同的特點。衆所週知，商業銀行一般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因此，許多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領域得不到應有的融資支援。開行作為政府的金融機構，一方面要彌補商業金融的不足，另一方面要以優質業績促進整個市場建設。這確實很難，但並不是沒有機會。有些領域，看上去貌似沒有發展前景，商業銀行也不願意介入，但通過我們主動建設市場，搞好信用結構建設，就可以培育成為商業可持續的領域，從而引導商業金融進入。
比如，三峽工程這樣的大專案一開始並沒有商業銀行願意參與。開行給了三峽300億元的貸款，整個專案開始啟動、建設。直到三峽首期工程順利完工，開行始終扮演著三峽工程獨家貸款支援者這一角色。之後，三峽工程專案就有了走向市場的目標和願望，現在已經變成上市公司了。可以說，是開行把三峽工程的市場融資機制建設起來，商業銀行才漸漸跟上來的。
城建領域更是如此。以前由於缺乏市場機制，銀行資金不敢貿然進入城市道路、軌道交通、環境整治等領域。開行以銀政合作為切入口，從1998年創立“蕪湖模式”開始，與地方政府共同構造市場化的融資平台，打破了銀行資金不能進入城建領域的市場僵局，形成了金融財政良性互動、共同拉動城市建設的良好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於我們從市場建設入手改變了“遊戲規則”，把一些別人看來只能依靠財政資金支援的領域，培育成了銀行貸款的增長點。
在改變外部的同時，開行的自信心和認識也在提升。2000年，不良貸款率降到了8.78%，於是我們提出，要努力把不良貸款降到3%以下，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當時很多人認為這不可能，但我們通過不懈努力，2001年將不良貸款率降到3.91%，2002年降到1.77%，兩年前的“不可能”很快變成了現實。又過了兩年，到2004年底，我們又將不良貸款率降到1%以下，這讓開行所有人信心大增。
隨著開行業績的提升，又有人認為，這家政策性銀行一定享受了國家大量的虧損補貼。實際上，從我1998年到開行工作的第一天起，國家就沒有給過開行一分錢虧損補貼，只是通過每年的返稅，完成了對開行最初500億元資本金的註資承諾。所以，開行的每一分錢都必須在市場當中運營出來。這一方面說明，在爭創一流市場業績方面，不分什麼政策性和商業性銀行；另一方面也表明，開行以市場化方式服務國家戰略的成功探索，改變了人們關於“政策性銀行=虧損銀行=享受補貼的銀行”的成見，樹立起政策性銀行的嶄新形象。
《政府與市場之間》以金融學家、國家開放銀行董事長陳元的自述為主，全面記錄陳元及國家開發銀行創造性地運用開發性金融理論，為民生、國家發展解決問題的實踐實錄。首次披露衆多重大投資決策出台的過程，尤其是對彼時國內政策和國際局勢的金融解讀，角度獨特，極具價值。所有事件串聯起來就是中國近十幾年金融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縮影，一本書讀懂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本書從十個方面論述了開發性金融的實踐探索，每個篇章都有決策紀實、理論與訪談三部分構成，全景解讀開發性金融的實踐過程，讓讀者重返金融現場。
金融的健康對經濟具有極端重要性。凡是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其成功都源於金融制度的完善和強健。制度強才能金融強，最後才會使國家強，這是我堅信的客觀規律。中國要想在金融領域跟上發達國家的發展，必須改變規則，建立強大的金融體系。我們大多數貸款都是十幾億、幾十億元的規模，經不住任何一筆出問題，所以必須在每一筆貸款發放之前，構築起足夠嚴密的信用結構，讓借款方認識到規則的重要性。
我到開行工作4個月後，與安徽省政府簽訂了投融資服務合作協議。跟以往相比，這個協議最重要的變化是，我們用融資要求對方按照金融規則辦事。開行把貸款的專案建設和客戶的制度建設、信用建設結合起來，構築企業、政府、銀行和市場“四位一體”的融資平台。我們貸給你巨額的資金，希望換回一個市場化的規則，這個規則不但對開行有利，對地方政府、企業，對全社會都有利。
長期以來，我國銀行業始終面臨企業不可預測的道德風險，惡意逃廢債一度成為我國經濟難以治愈的頑疾之一。在開行以化解存量風險為重點的第二次信貸改革中，我們拿起了依法收貸的武器，向故意拖欠開行貸款的企業堅決說“不”。
西南某煤電專案即為一例。2000年，這個專案曾書面承諾，用上市籌集的資金進行收購，償還開行2.4億元貸款，但隨後變卦。2002年初，開行與有關部門聯合成立調查組，對專案債轉股工作及存在的問題進行現場調查，並向國務院領導匯報。經過多輪努力，我們成功收回貸款本息，頂住了道德風險回潮的壓力。這不僅僅是為了改善開行資產質量，更是為了樹立規則意識，增強企業的信用意識。
開行以市場建設為抓手，形成了與商業銀行不同的特點。衆所週知，商業銀行一般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因此，許多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領域得不到應有的融資支援。開行作為政府的金融機構，一方面要彌補商業金融的不足，另一方面要以優質業績促進整個市場建設。這確實很難，但並不是沒有機會。有些領域，看上去貌似沒有發展前景，商業銀行也不願意介入，但通過我們主動建設市場，搞好信用結構建設，就可以培育成為商業可持續的領域，從而引導商業金融進入。
比如，三峽工程這樣的大專案一開始並沒有商業銀行願意參與。開行給了三峽300億元的貸款，整個專案開始啟動、建設。直到三峽首期工程順利完工，開行始終扮演著三峽工程獨家貸款支援者這一角色。之後，三峽工程專案就有了走向市場的目標和願望，現在已經變成上市公司了。可以說，是開行把三峽工程的市場融資機制建設起來，商業銀行才漸漸跟上來的。
城建領域更是如此。以前由於缺乏市場機制，銀行資金不敢貿然進入城市道路、軌道交通、環境整治等領域。開行以銀政合作為切入口，從1998年創立“蕪湖模式”開始，與地方政府共同構造市場化的融資平台，打破了銀行資金不能進入城建領域的市場僵局，形成了金融財政良性互動、共同拉動城市建設的良好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於我們從市場建設入手改變了“遊戲規則”，把一些別人看來只能依靠財政資金支援的領域，培育成了銀行貸款的增長點。
在改變外部的同時，開行的自信心和認識也在提升。2000年，不良貸款率降到了8.78%，於是我們提出，要努力把不良貸款降到3%以下，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當時很多人認為這不可能，但我們通過不懈努力，2001年將不良貸款率降到3.91%，2002年降到1.77%，兩年前的“不可能”很快變成了現實。又過了兩年，到2004年底，我們又將不良貸款率降到1%以下，這讓開行所有人信心大增。
隨著開行業績的提升，又有人認為，這家政策性銀行一定享受了國家大量的虧損補貼。實際上，從我1998年到開行工作的第一天起，國家就沒有給過開行一分錢虧損補貼，只是通過每年的返稅，完成了對開行最初500億元資本金的註資承諾。所以，開行的每一分錢都必須在市場當中運營出來。這一方面說明，在爭創一流市場業績方面，不分什麼政策性和商業性銀行；另一方面也表明，開行以市場化方式服務國家戰略的成功探索，改變了人們關於“政策性銀行=虧損銀行=享受補貼的銀行”的成見，樹立起政策性銀行的嶄新形象。
本文摘自《政府與市場之間》
《政府與市場之間》以金融學家、國家開放銀行董事長陳元的自述為主，全面記錄陳元及國家開發銀行創造性地運用開發性金融理論，為民生、國家發展解決問題的實踐實錄。首次披露衆多重大投資決策出台的過程，尤其是對彼時國內政策和國際局勢的金融解讀，角度獨特，極具價值。所有事件串聯起來就是中國近十幾年金融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縮影，一本書讀懂中國特色的“政府與市場”。本書從十個方面論述了開發性金融的實踐探索，每個篇章都有決策紀實、理論與訪談三部分構成，全景解讀開發性金融的實踐過程，讓讀者重返金融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