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壓力拉低的幸福指數（2）

　　西雅圖可持續組織（創建於1991年，是世界上第一個研究當地居民幸福指數的組織）負責展開這次調查問卷。該組織的執行董事勞拉-穆西堪斯基說，她希望“看到西雅圖成為美國第一個國民幸福總值城市”。一旦調查問卷結束之後，西雅圖的各個社區就會舉行鎮民大會，分析調查結果，並且向市議會提出政策建議。同時，該組織每隔幾年會重複調查，這樣就能看出西雅圖是否取得了進展。

　　大多數美國人相當快樂，有1/3的美國人非常快樂。但是，1975~2005年，丹麥“非常快樂”的人數增長了22%，而半個世紀以來美國“非常快樂”的人數卻基本保持不變。

　　雖然美國的整體生活滿意度很高，但是美國在消極情緒方面的排名也很靠前。根據蓋洛普健康組織的報道，有144個國家認為他們比美國人壓力小，有88個國家認為他們比美國人煩惱少，有68個國家覺得他們傷心的次數比美國人少，有74個人國家認為他們比美國人少發怒。每天有1/4的美國人覺得憂郁，有2/5的美國人覺得壓力過大。

　　約翰-格拉漢姆曾經擔任美國外交官，他創建了長頸鹿英雄專案，並對那些“致力於公益事業”的人表示尊敬。他警告大家註意那些微笑的表情背後所隐藏的絕望。

　　在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中，辛辛那提紅人隊和聖路易紅雀隊發生過一次爭吵。其實運動中發生爭吵很平常，但這次特別的是第二天早上體育談話類節目的反應：無論是主持人還是嘉賓都認為這場爭吵是件好事，因為它不僅重新激起人們對棒球的興趣，還為球迷的生活增添了樂趣。很明顯，專家和球迷都認為運動中的暴力和憤怒能夠讓人興奮，因為他們在生活中幾乎無法找到令人興奮的事情。雖然沒有一個人明確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但是評論員和電話嘉賓的意思十分清楚：美國人已經失去了熱情和活力，我們的生活枯燥乏味，而看到他人打架能夠讓我們從行屍走肉般的生活中暫時抽離出來。

　　在過去半個世紀里，美國人焦慮和抑郁的比率大幅增長：大約25%的美國人患有心理疾病，大約16%的美國人將終生遭受抑郁症的痛苦。跟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這些數字幾乎是最高的，是大多數富裕國家的兩三倍（例如是歐洲的兩倍）。

　　美國人每年花費大約800億美元治療抑郁症，其中大多數都是藥物治療：美國人每年服用的抗抑郁藥物占全世界的66%——光是想想這個數字都令人沮喪！患有抑郁症的病人十分痛苦。很多人沒錢接受治療，只好繼續忍受。

　　在美國各大城市的街頭，我們都可以看到惨不忍睹的一幕：一些孤獨的人在喃喃自語或者詛咒路人。他們大多都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他們酗酒嗑藥，身體消瘦，對生活絕望；對於這個沉迷於市場交易的社會而言，他們根本毫無價值。德雷克-博克建議，想要提升美國人的幸福水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服務。

本文摘自《經濟到底為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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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物質產品越來越豐富，人們卻仍不快樂？為什麼不論城市還是鄉村，人們的壓力都越來越大？為什麼我們追求共同富裕，而貧富差距卻日甚一日？為什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幸福指數卻不斷下降……
　　約翰-格拉夫和戴維-巴特克在本書中引導讀者思考經濟學的一個關鍵問題，即經濟到底為了什麼？繼而給出了一個適合所有經濟制度的簡單目標：為最大多數人提供最大、最長久的幸福。同時，他們驳斥了人們對GDP的盲目崇拜，然後循序漸進地從專業角度闡述了生活品質、安全感、社會公正、幸福、時間和經濟發展等問題，即如何讓經濟增長促成整個社會的全面進步，在醫療保健、退休保障、經濟收入、教育水平、幸福指數、可持續發展等方面作出改善，從而創建一個更加幸福、健康、公平且更具可持續發展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