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發展經濟學思潮和發展經驗的簡要回顧（2）
接下來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是，從一國到另一國的技術擴散是如何發生的，技術擴散是如何帶來或維持接受國的經濟增長的，以及為什麼技術沒有擴散到另外一些國家。為了回答這些重要問題，人們近年來考慮了許多非常有趣的可能性(Jones 1998; Acemoglu, Johnson, and Robinson 2001; Glaeser and Shleifer 2002)。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我們對於經濟增長的理解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證上都取得了進步。然而，在識別用以維持和加速某些特定國家經濟增長的、可操作的政策工具方面，經濟增長研究仍面臨方法論上的重大困難和挑戰。在發展經濟學的這一研究領域，理論進展非常緩慢。Rosenstein-Rodan 1943年的一篇論文將發展問題帶入了這一學科的前沿。這篇論文表明，發展的良性循環從本質上取決於單個廠商水平上的規模經濟和市場規模的互動。具體而言，它認為，只要市場大到能夠讓現代生產方法的高效率足以彌補高工資所帶來的成本，現代生產方式就會比傳統的生產方式更有效。但是，市場規模本身又取決於這些現代技術在多大程度上被採用。因此，如果現代生產方式被大規模採用，那麼經濟發展過程就將是自我加強且自我維持的。反之，經濟將被無限期地困於貧困陷阱中。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發了一系列類似的研究(Chang 1949; Lewis 1954; 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這些研究被稱為“經濟發展的結構主義方法”。這些早期的發展理論認為，市場有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在加速經濟發展方面政府是一個強有力的補充手段 (Rosenstein-Rodan 1943; Nurkse 1953; Hirschman 1958)。大蕭條期間國際貿易的劇烈收縮導致戰後出現了關於出口的悲觀主義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領導人和社會精英受到大蕭條中的經濟窘境和貿易條件惡化，以及Prebish（1950）及Singer（1950）的文章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初級出口品貿易條件的惡化是長期的，直接導致了財富從這些資源密集型發展中國家流向了資本密集型發達國家。他們指出，發展中國家避免被發達國家剥削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所謂的進口替代來發展本國制造業。此外，在亞洲、中東以及之後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獨立的過程中，也伴隨著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
但是，在許多國家，結果是令人失望的，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預失敗了。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拉美、非洲和南亞國家的情形，這些國家那時採取的發展戰略中，進口替代和貿易保護是其關鍵特徵。許多前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在轉軌過程中未能實現充滿活力的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們違背了由自身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不顧國內資本的稀缺，去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為了實施這種戰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不得不去保護優先部門中大量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Lin 2009a; Lin and Li 2009)。
保護這些不可持續的產業免受進口產品的競爭，也給這些發展中國家帶來了許多其它成本：（1）提高了進口產品和進口替代產品相對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強化了激勵結構的扭曲，使得經濟的消費組合未能達到應有的經濟效率；（2）過多的小規模生產造成了市場分割，進一步降低了效率；（3）減少了外國企業的競爭，加強了國內企業的壟斷地位，而這些國內企業的所有者在政治上有著緊密的聯繫；（4）帶來尋租和腐敗的機會，進一步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費用(Krueger 1974; Krugman 1993)。
隨著結構主義教條指導下的、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在許多國家紛紛失敗，自由市場理論開始勝出並逐步影響了發展經濟學，這個趨勢因宏觀經濟學領域的新革命而進一步被加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滞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崩潰，都對當時流行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提出了挑戰。所謂的“理性預期革命”出現了，並反驳了結構主義關於如下論斷的理論基础：政府可以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革新和結構轉型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思想則是內生於探索穩定增長策略的過程。林毅夫編著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為研究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定因素提供了一個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並提出了經濟發展政策的新見解。
Rosenstein-Rodan的框架引發了一系列類似的研究(Chang 1949; Lewis 1954; Myrdal 1957; Hirschman 1958)，這些研究被稱為“經濟發展的結構主義方法”。這些早期的發展理論認為，市場有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在加速經濟發展方面政府是一個強有力的補充手段 (Rosenstein-Rodan 1943; Nurkse 1953; Hirschman 1958)。大蕭條期間國際貿易的劇烈收縮導致戰後出現了關於出口的悲觀主義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領導人和社會精英受到大蕭條中的經濟窘境和貿易條件惡化，以及Prebish（1950）及Singer（1950）的文章的強烈影響；他們認為初級出口品貿易條件的惡化是長期的，直接導致了財富從這些資源密集型發展中國家流向了資本密集型發達國家。他們指出，發展中國家避免被發達國家剥削的唯一途徑，就是通過所謂的進口替代來發展本國制造業。此外，在亞洲、中東以及之後在非洲，以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獨立的過程中，也伴隨著強烈的國家主義情緒。
但是，在許多國家，結果是令人失望的，用心良苦的政府干預失敗了。這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拉美、非洲和南亞國家的情形，這些國家那時採取的發展戰略中，進口替代和貿易保護是其關鍵特徵。許多前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在轉軌過程中未能實現充滿活力的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們違背了由自身禀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不顧國內資本的稀缺，去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為了實施這種戰略，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不得不去保護優先部門中大量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Lin 2009a; Lin and Li 2009)。
保護這些不可持續的產業免受進口產品的競爭，也給這些發展中國家帶來了許多其它成本：（1）提高了進口產品和進口替代產品相對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強化了激勵結構的扭曲，使得經濟的消費組合未能達到應有的經濟效率；（2）過多的小規模生產造成了市場分割，進一步降低了效率；（3）減少了外國企業的競爭，加強了國內企業的壟斷地位，而這些國內企業的所有者在政治上有著緊密的聯繫；（4）帶來尋租和腐敗的機會，進一步提高了投入成本和交易費用(Krueger 1974; Krugman 1993)。
隨著結構主義教條指導下的、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在許多國家紛紛失敗，自由市場理論開始勝出並逐步影響了發展經濟學，這個趨勢因宏觀經濟學領域的新革命而進一步被加強。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滞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拉美債務危機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崩潰，都對當時流行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提出了挑戰。所謂的“理性預期革命”出現了，並反驳了結構主義關於如下論斷的理論基础：政府可以利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本文摘自《新結構經濟學》
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革新和結構轉型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思想則是內生於探索穩定增長策略的過程。林毅夫編著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為研究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定因素提供了一個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並提出了經濟發展政策的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