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新古典框架（2）

　　產業升級和產業多樣化的過程也增加了企業所面臨的風險。企業離世界科技前沿越近，就越難以從發達國家引進成熟技術，也就越需要自主研發新技術和新產品，因而面對的風險就越大。根據風險的來源，一個企業獨有的風險可以分為三類：技術創新風險、產品創新風險、管理才能風險。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企業傾向於使用成熟的技術對成熟的市場生產成熟的產品。此時企業面臨的主要風險來源是企業所有者-管理者的管理才能風險。當發展到了更高水平，企業往往發明新技術，以向新市場生產新產品。此時除管理才能風險以外，企業還會面臨技術和市場成熟的風險。因此，雖然技術風險、產品風險和企管理能力風險都影響企業的總體風險，但三者之間的相對重要性卻因產業和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大不相同。

　　隨著企業規模、市場範圍和風險性質的變化，以及產業結構的升級，經濟對基础設施（包括硬性和軟性基础設施）的要求也發生變化。倘若基础設施無法同時改善，各個產業的升級過程都將面臨Leibenstein（1957）讨論過的X-低效率（x-inefficiency）問題。在任何給定時點，一個經濟體的產業結構內生決定於該時點上勞動、資本和自然資源的相對豐裕程度，因此，隨著資本積累或人口增長，經濟的要素禀賦結構也發生變化，使其產業結構偏離原來發展階段下的最優產業結構。

　　當企業所選擇的產業和技術都與經濟體要素禀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相符時 ，經濟將會最有競爭力。 隨著這些充滿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不斷成長，它們將占有更大的國內、國際市場份額，同時也將最大限度地創造經濟剩餘（表現形式是工資和利潤）。而且，由於產業結構在那個要素禀賦結構下是最優的，如果把這些經濟剩餘重新投資的話，其回報也將最大。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將不斷積累實物和人力資本，不斷提升自身的要素禀賦結構和產業結構，並且使得本國企業在資本和技術更為密集的產業中越來越有競爭力。

　　企業關註的是利潤。要想使企業自發進入和選擇符合要素禀賦結構的產業和技術，該經濟的價格體系就必須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只有競爭性的市場才能做到這一點（Lin, 2009a; Lin and Chang, 2009）。因此，不管在哪個發展水平上，市場都應被作為基础性的資源配置機制。這種遵循比較優勢的發展方法對於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看起來或許是緩慢而令人沮喪的。但事實上，這種辦法卻是積累資本和提升要素禀賦結構的最快方法；並且，只要能得到更為發達的國家已經開發出來並依然存在於這些國家的技術，以及能夠進入這類國家已經發展起來且依然存在於這些國家的產業，產業結構升級速度還可加快。在每個發展水平上，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都可以選擇適合該階段要素禀賦結構的技術（並進入相關產業），而不用自己將技術研發重新來過（Krugman, 1979; Gerschenkron, 1962）。正是這種利用已臻完善的技術進入現有產業的做法，讓一些東亞新興工業化經濟體維持了年均8-10%的GDP 增速。

　　隨著發展中國家沿產業和技術階梯拾級而上，許多其他變化都隨之而至：企業所採用的技術越來越複雜，資本需求增加，生產和市場規模也有了變化。遠距離市場交易也越來越多。因而，為了給新升級的產業中的企業降低交易成本，並使其達到生產可能性邊界，一個靈活、平穩的產業和技術升級過程就需要教育、金融、法律和硬性基础設施方面同時做出相應改進（Harrison and Rodriguez-Clare, 2009）。顯而易見，單個企業無法有效地內部化所有這些變革成本；為了應對這種挑戰，需要多個企業之間的自發協調，而這種自發協調往往也不可能實現。基础設施的改進需要集體行動，至少需要基础設施服務的提供者與工業企業二者之間協調行動。這樣，就把政府拉了進來，政府要麼自己進行這些基础設施的改進，要麼就需要積極協調各方的行動。

　　當一個經濟體的禀賦結構發生變化之後，企業的潛在比較優勢也發生變化，哪些新產業符合這個新的比較優勢呢？這就出現了信息不足的問題。要想成功進行產業升級，就必須解決這一問題。這就需要一些先驅企業去嘗試解決這一問題。這些先驅企業不管成功還是失敗，它們的經驗教訓都會帶來有價值的信息外部性。因此，除了在改善硬性和軟性基础設施中發揮積極作用外，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跟發達國家的政府一樣，還需要對先驅企業產生的信息外部性進行補償(Rodrik 2004; Lin 2009a; Lin and Monga 2011; Harrison and Rodríguez-Clare 2010)。

本文摘自《新結構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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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是一個技術革新和結構轉型的動態過程。經濟發展思想則是內生於探索穩定增長策略的過程。林毅夫編著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經濟發展與政策的理論框架)》為研究經濟結構轉型的決定因素提供了一個新古典的研究方法，並提出了經濟發展政策的新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