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生賦予意義

　　我在中國臺灣長大，之後來到中國大陸，那些曾在我身邊的和我所見到的窮人從未帶著高更所展示在其畫中的悲觀情緒去生活。作為二戰後出生的一代，我的童年時代在滿目瘡痍的昔日殖民地上度過。經歷了艱難而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政治、經濟動蕩的年代，我通過歷史和經濟的鏡頭去理解人類最基本的尊嚴問題。是的，存在於中國社會記憶之中的饑餓問題正是人類苦難中至關重要的一方面。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向他們的朋友打招呼時都會問“你吃了嗎”，而不是說“你好”、“早上好”、“下午好”或“晚上好”。

　　從學校回家吃午飯時，如果家裡的爐子是冷的，我的兄弟們甚至不會向我的母親提出想要吃飯。我們那時僅有的正餐通常只是幾個甘薯的微薄口糧而已。但我週圍人們的集體心態中卻從未表現出高更作品中所體現出的悲觀、幻滅和絕望。相反，我從童年時週圍的人們身上看到：人類的無助正是其動力和靈感之源。而這也正是我這些年在非洲、南亞和其他許多貧窮的地方所再次看到的。它告訴我每個國家都埋藏著繁榮的種子。

　　在青少年時期，我了解到了兩位我心目中英雄的平生，他們成為激勵我奮鬥的動力源泉，他們的故事給予我生命中重大抉擇以啟示。一位是李冰，他是中國2200多年前戰國時期秦國的蜀郡（今四川）太守。在目睹了他的人民常年被岷江的洪水所侵擾後，他修建了都江堰灌溉工程——“歐亞大陸東部最大、計劃最週密的公共工程”（Sage，1992,p.149）。

　　盡管當時技術並不先進，地質構造也十分複雜，李冰仍然親自率領數萬工人，歷時八年，在群山峻嶺間開鑿出了一條20米寬的河道，並在河岸兩邊修建了灌溉系統。而這一基础設施工程至今仍運行良好，它使得中國曾經最為貧困的地區變成了擁有“天府之國”美譽的富饒肥沃之地。在1979年夏天，我從中國臺灣回到大陸後，最初參觀的地方之一就是都江堰。當我立於懸崖絕壁之上俯覽狹長的河道時，雷鳴般的巨響和腳下奔騰的河水令我感到眩暈和震撼。2200多年來這河水從未停歇，灌溉著下遊肥沃的成都平原。

　　我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是王陽明(1472-1529)。他是明朝偉大的思想家、儒學家、官員和將軍。如同其同時代的歐洲哲學家馬丁-路德(1483–1546)一樣，王明陽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心學”。這一思想體系通過革命性地重新诠釋儒家經典著作，將人民大衆從12世紀哲學家朱熹所提倡的傳統儒家思想的苛刻行為準則中解放了出來。他最為著名的教導是“知行合一”，這一學說認為“知之真切笃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他的哲學思想對東亞社會的影響長達數個世紀。王陽明還是一位傑出的官員和極具天賦的軍事指揮官。由於他追求公正，倡導革命性的儒家教義，王陽明數次被朝廷谪貶流放。但他個人所受的磨難從未泯滅他內心的責任感。盡管他官場不順，又缺乏軍事支援，但是卻平定了“寧王之亂”和數次農民起義，為人民帶來了和平。他還在我的祖先250年前移居臺灣之前所居住的地區發展當地教育。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應該像李冰一樣，為自己所生活的那片熱土做一些促進繁榮、惠及千秋萬代之事；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像王陽明一樣，擁有獨立思考和知行合一的能力，並且即使在逆境之中也要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奮鬥。這些努力為人生目標賦予了良好的含義。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哲學思想對於我在世界銀行的工作很有說明，因為世界銀行作為一個知識銀行，其宗旨就是“建立一個沒有貧困的世界”。雖然生活顯然不只有物質，但解決最基本的人類需求，給予每個人以經濟上的機會是擺脫悲觀主義和虛無主義的絕好方式。為人們創造條件，使他們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天賦，同時根據環境現實調整心智模式，正是李冰和王陽明曾經所做的。他們以自己的方式說明他們的同胞改善生存狀況——並以此為他們自己的人生賦予意義。

　　我一直很幸運，能在中國海峽兩岸和美國的頂級大學接受良好的教育。更加幸運的是，我有機會目睹我的出生地中國臺灣，伴隨著我的成長，從一個貧窮的農業社會轉變為一個富強的工業社會；我也有幸參與了中國大陸從貧窮的中央計劃經濟轉變為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的偉大改革。作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多次到訪貧困偏遠村莊的經歷，總是讓我回憶起1980年我第一次從廣東省的省會廣州出發去往四個新設立的經濟特區之一的深圳的經歷。這段旅程總共花了10個小時，我乘車在泥濘的道路中行駛了300公里，並數次換船渡過了多條河流才到達深圳。那時的深圳是中國香港特區邊境旁的一個小漁村。而現在的深圳已發展為中國收入最高的現代化城市之一，擁有一千五百萬居民。今天，從廣州到深圳乘車走高速公路只需要兩個小時，而乘坐高鐵僅需要一個小時。現在，當我在世界銀行的職位上到各地考察時，會遇見一些年輕天真的學生，我不禁想象他們是否也會和我一樣幸運。從我曾經閱讀過的文獻來看，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在20世紀60年代，非洲國家比東亞國家具有更好的經濟發展的條件和機會。我想知道：在未來的幾十年里，非洲、南亞以及其他地區的貧窮國家的命運是否也將改變？

　　回首具有顯著的經濟、軍事甚至精神意義的都江堰，李冰的偉大成就是很難被忽視的。尤其是從英國出生的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曾經的計算中得知：在18世紀之前，西方世界花了約1400年才使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Maddison，2001）。而且以今天的生活標準來衡量，在18世紀初，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貧窮的。

本文摘自《繁榮的求索》

---

　　 發展中國家如何能夠發展自己的經濟？對這一問題的大多數回答都聚焦於富裕國家應該對貧困國家提供哪些說明。在本書中，作者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發展中國家能夠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做出哪些努力上。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各國都在探索並嘗試促進經濟增長的各種方法。這些方案通常是來自於想象而非實踐，實際上也是有的成功，有的失敗。作者通過借鑒歷史和實踐經驗，結合經濟學分析，為我們深入解析了那些成功發展自己經濟的國家具體實施了哪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