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09年的全球危機是由哪些因素所致（2）

　　或源於中國

　　早在2003年，就有高收入國家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指責中國是全球經濟失衡加劇的罪魁禍首，但實際上，中國直到2005年後才出現巨額貿易順差。

　　中國巨大的經常帳戶盈餘主要是國內高儲蓄率的反映。有關中國的高儲蓄率的若幹理論假說（如歸因於人口老齡化以及缺乏完善的社會安全網等）都把重點放在家庭的儲蓄動機上，可是這些假說並沒有充足的說服力，因為中國的家庭儲蓄額僅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20%，並不比印度和其他一些國家高。中國儲蓄模式的獨一無二之處在於高份額的企業儲蓄，其成因是傳統部門的大量富餘勞動力以及有利於大型國有企業的持續市場扭曲，是雙軌制改革的後遺症的表現。在可貿易產業快速擴張的情況下，富餘勞動力的存在抑制了工資上漲，從而推高企業利潤和儲蓄。企業儲蓄的高企還源自大型企業獲得的隐性補貼（如金融體系對大企業傾斜）、自然資源部門的低稅收以及對某些產業部門的壟斷缺乏監管等。

　　走向复蘇的共贏之路

　　當前，全世界關註的焦點是歐元區國家能否推出足夠的穩定計劃救助陷入債務危機的南歐國家，以及這些國家能否推動結構性改革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如果不能開展結構性改革，穩定措施只能起到暫緩作用，問題仍將不可避免地再度爆發，而且更加嚴峻。

　　結構性改革的挑戰

　　不過，改革面臨挑戰：結構性改革是緊縮性質的，至少在短期內可能進一步惡化已經遭受危機沖擊的就業、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形勢，帶來災難性的社會和政治後果。這就意味著，結構性改革在許多國家不具備政治上的可行性。即使結構性改革得以實施，也不見得會縮小財政赤字。因為隨著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失業人口會增多，財政收入會減少，而政府的社會性支出相應會增加。市場對於公共債務的增加會有消極反應，尤其是對那些推行改革的非儲備貨幣發行國，或者沒有獨立貨幣政策（如歐元區國家）、不能將公共債務貨幣化的國家。

　　為抵消結構性改革的緊縮效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標準建議一直是：通過貨幣貶值擴大出口需求。對一個小經濟體而言，如果全球經濟運行良好，這樣的政策建議或許是可行的。但對當前的南歐各國而言，貨幣貶值並不是一個可行的選項。雖然就歐元區國家整體而言在理論上還有可能，但是任何推動歐元區國家整體貨幣貶值、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的行動都可能觸發貨幣戰爭和各國貨幣的競相貶值，因為日本、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也同樣受到高失業率與結構性問題的困擾。

　　但假如沒有結構性改革，深受債務問題困擾的南歐國家就需要持續不斷的、規模越來越大的救助計劃，這些支出不可避免地會被歐洲中央銀行貨幣化。假如日本和美國不能推動自身的結構性改革，它們會繼續目前的寬鬆貨幣政策，保持低利率來扶持金融體系和負債家庭，降低擴大和支付公共債務的成本。由此導致的可能後果是，歐元區、日本和美國都將陷入漫長的低增長、高風險和金融投資低回報的"新常態"（New Normal）。低利率也將鼓勵短期投機資本進入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導致價格的劇烈波動，或者進入新興經濟體，引發資產泡沫和匯率升值，並給宏觀經濟調控制造困難。

本文摘自《從西潮到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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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持續多年的國際貿易不均衡被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普遍認為是這場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而國際貿易不均衡則被認為主要源於人民幣匯率的嚴重低估，但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享有國際聲譽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卻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聲音——危機發生的根源絕不在中國的匯率政策。
　　在這本書中，林毅夫還認為，發展中國家廣為接受的現代化理論源於西方社會的經驗，這樣的理論經常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相背離，簡單照搬西方的理論，容易產生“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甚至是“好心幹壞事”的結果。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必要根據自己的社會現實創造性地提出理論來指導其現代化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