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自覺到的黃金時期
生活在公元1998~2008年這樣一段歷史時期，人們是否知道，自己正站在後人評述中的中國黃金發展年代；閱讀公元1998～2008年的這一段歷史，人們從鏡子里看到了自己不敢相信的、然而卻層層升起的一浪又一浪的經濟上升的騰騰能量。
身處“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歷史時期，往往會產生幾個世紀都不能換來的短暫快感。在舉出大唐帝國的高潮年代後，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總有幾個小小的中興，但戰略的最低點卻是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從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大視野中看，100年的下沉在政治上可以表述為手工生產農業已達極致的一個封建國家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所擊敗，國家信心的沉淪漸次滲入文化並在國民的潛意識中最終生成深深的歷史自卑而百年難以超越。
彼得-德魯克筆下研究的資本主義成熟較晚的德國，因為一個功能性社會的缺乏而最終以世界戰爭的形式為自己補課；中國則用另一種形式在20世紀後半葉為自己補課並最終走入生產力的困境。幸運的是，這個國家最終選擇改良的方式糾正功能性社會的偏差。1978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總體可以在國家的經濟哲學視野中看到清晰的路徑，糾正以工業架構為基础元素的主觀社會理想願景，回到實實在在的東方大地上來：把基於鋼鐵與機器的一代歐洲社會主義理論的糾纏不清的紛擾，運用中國的智慧與實踐解除；把工業和用理想主義重構的政治官僚體系消腫；對願景先行的城市化在政治與社會上的後遺症——城鄉二元分裂這一30多年最大的社會領域問題試圖找到解決的思路。
我們用經濟哲學梳理改革前30年的理論變革，是為了看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在中國前30年的發展中其政治與社會價值。“經濟中心理論”恰恰是極大糾正功能性社會缺失問題的核心動力：農民走出了困境，“三農”問題獲取了基本的政治權重；國有企業走下歷史神壇，企業所有制改革實際上本身是一次生產關係的隐秘變革；私人（民營）企業在語言、理論、認識上，從大地深處長出並成為東南沿海世界工廠的主力軍，解放勞動力獲取的是人口紅利，這是西方經濟學與中國改革派就同一問題的不同表述；第一次真正認識世界和全球化並成為黨的文件的標準用語在政治上是了不起的堅持，即使在西方的政治話語中，左右黨派對於全球化的認識分歧也是難以彌合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有田園牧歌式的黃金年代，但那種歷史回憶遮蓋真相的理想主義情懷往往不能說明人們看清對於1998年以來中國黃金發展期的問題，比如，出口型經濟後遺症、貧富差距、房地產泡沫等。
這些經濟哲學總結，引出了自1998年開始的中國經濟黃金十年的論斷。這樣的種子自1978年已經播下並在1993年的生產力解放運動、1994年的一攬子大型改革方案中發了芽。它們的收獲期在1998年後陸續到來…… 它們紛紛成長為下面的事實：
1.農村人口紅利的溢出，並補給到東南沿海的全球出口浪潮中；
2.國企解除社會責任（目前看仍然不彻底）而成為經濟主體後，對於社會功能均衡的調解；
3.企業產權改革的突破（在2004年的大讨論中部分受阻），說明在國家經濟中建立了競爭者遊戲規則，民營企業與國企的並存在優化政治認識的同時，強健了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4.中央的財政實力強化，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平衡改進為1998年後的黃金十年準備了政治條件（2005年人民幣升值後地方政府的土地拍賣又強化了這種平衡的延續）。
5.吃盡人口紅利優勢的東南沿海出口基地，是中國開始講WTO世界語的第一推動力，後者對於政治與社會遊戲規則的“國際化”帶來的空前的、深遠的影響，我們今天仍然只看清了一部分。
……
1998年前的經濟改革難度可想而知，經濟學研究者一定還記得朱镕基“砸三鐵”的國企改革思想和那一段歷史在中國的改革風聲中面臨的深深壓力，但隨後槓桿點很快到來。
歷史的第一個槓桿時點即出現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 “四小龍”在這次危機中終結了東亞神話，但是中國卻因為龐大的經濟體量不但緩沖了危機，而且實現了第一次快速追趕，在東亞的經濟競爭中完全翻身。第二個槓桿點是“9-11”，美國和整個歐洲在解決與阿拉伯世界的複雜的意識形態博弈中，中國至少獲得了寶貴的5年時間直至2005年“左右爭論”。“9-11”的複雜性可以用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來解釋那一段歷史時期的歐美世界的心態，但對埋頭於改革的實用主義執政者來說，以“韬光養晦”的外交思路並借助全球化的價值觀，使東南沿海在2002年時已經是不折不扣的全球工廠了。第三個槓桿點即為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雖然不是“四小龍”式的小型經濟體，但一個基本上以貿易立國（出口一度占GDP的比重在60%~70%間）為經濟基本結構的國家肯定會受到歐美衰退的影響，但中國的金融系統自始至終並沒有出現美國式的危機。我?在公元2012年?論與評價全球金融危機對於中國的影響時，能夠看得更清楚，如果早一點進行經濟結構轉型，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獲取的追趕動力比現在還要強勁。
在朱镕基任期的最後幾年，也是“經濟中心論”的最後一段時期，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或美式經濟理論對於中國的改革還有相當的支撐，改革的理論空氣在國民心理中的合法性還繼續維持。拆分中國電信、打破國企壟斷、民營企業的功能性地位強化、中央財力強化、第一次刺激內需、清理銀行壞賬，這些戰略舉措正是黃金十年開始時的強大基础和良好開端。
如果以2004年的改革爭論為界的話，中國的黃金十年看起來像一個倒V字，前半段是經濟領域變革的高潮，後半段是社會領域變革的起始。兩個大時代的分水嶺正是落在這個時間點上。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
身處“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歷史時期，往往會產生幾個世紀都不能換來的短暫快感。在舉出大唐帝國的高潮年代後，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總有幾個小小的中興，但戰略的最低點卻是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40年代。從中國近代史的歷史大視野中看，100年的下沉在政治上可以表述為手工生產農業已達極致的一個封建國家為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所擊敗，國家信心的沉淪漸次滲入文化並在國民的潛意識中最終生成深深的歷史自卑而百年難以超越。
彼得-德魯克筆下研究的資本主義成熟較晚的德國，因為一個功能性社會的缺乏而最終以世界戰爭的形式為自己補課；中國則用另一種形式在20世紀後半葉為自己補課並最終走入生產力的困境。幸運的是，這個國家最終選擇改良的方式糾正功能性社會的偏差。1978年以來的經濟發展總體可以在國家的經濟哲學視野中看到清晰的路徑，糾正以工業架構為基础元素的主觀社會理想願景，回到實實在在的東方大地上來：把基於鋼鐵與機器的一代歐洲社會主義理論的糾纏不清的紛擾，運用中國的智慧與實踐解除；把工業和用理想主義重構的政治官僚體系消腫；對願景先行的城市化在政治與社會上的後遺症——城鄉二元分裂這一30多年最大的社會領域問題試圖找到解決的思路。
我們用經濟哲學梳理改革前30年的理論變革，是為了看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論在中國前30年的發展中其政治與社會價值。“經濟中心理論”恰恰是極大糾正功能性社會缺失問題的核心動力：農民走出了困境，“三農”問題獲取了基本的政治權重；國有企業走下歷史神壇，企業所有制改革實際上本身是一次生產關係的隐秘變革；私人（民營）企業在語言、理論、認識上，從大地深處長出並成為東南沿海世界工廠的主力軍，解放勞動力獲取的是人口紅利，這是西方經濟學與中國改革派就同一問題的不同表述；第一次真正認識世界和全球化並成為黨的文件的標準用語在政治上是了不起的堅持，即使在西方的政治話語中，左右黨派對於全球化的認識分歧也是難以彌合的。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有田園牧歌式的黃金年代，但那種歷史回憶遮蓋真相的理想主義情懷往往不能說明人們看清對於1998年以來中國黃金發展期的問題，比如，出口型經濟後遺症、貧富差距、房地產泡沫等。
這些經濟哲學總結，引出了自1998年開始的中國經濟黃金十年的論斷。這樣的種子自1978年已經播下並在1993年的生產力解放運動、1994年的一攬子大型改革方案中發了芽。它們的收獲期在1998年後陸續到來…… 它們紛紛成長為下面的事實：
1.農村人口紅利的溢出，並補給到東南沿海的全球出口浪潮中；
2.國企解除社會責任（目前看仍然不彻底）而成為經濟主體後，對於社會功能均衡的調解；
3.企業產權改革的突破（在2004年的大讨論中部分受阻），說明在國家經濟中建立了競爭者遊戲規則，民營企業與國企的並存在優化政治認識的同時，強健了國有企業的競爭力。
4.中央的財政實力強化，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平衡改進為1998年後的黃金十年準備了政治條件（2005年人民幣升值後地方政府的土地拍賣又強化了這種平衡的延續）。
5.吃盡人口紅利優勢的東南沿海出口基地，是中國開始講WTO世界語的第一推動力，後者對於政治與社會遊戲規則的“國際化”帶來的空前的、深遠的影響，我們今天仍然只看清了一部分。
……
1998年前的經濟改革難度可想而知，經濟學研究者一定還記得朱镕基“砸三鐵”的國企改革思想和那一段歷史在中國的改革風聲中面臨的深深壓力，但隨後槓桿點很快到來。
歷史的第一個槓桿時點即出現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 “四小龍”在這次危機中終結了東亞神話，但是中國卻因為龐大的經濟體量不但緩沖了危機，而且實現了第一次快速追趕，在東亞的經濟競爭中完全翻身。第二個槓桿點是“9-11”，美國和整個歐洲在解決與阿拉伯世界的複雜的意識形態博弈中，中國至少獲得了寶貴的5年時間直至2005年“左右爭論”。“9-11”的複雜性可以用亨廷頓《文明的沖突》來解釋那一段歷史時期的歐美世界的心態，但對埋頭於改革的實用主義執政者來說，以“韬光養晦”的外交思路並借助全球化的價值觀，使東南沿海在2002年時已經是不折不扣的全球工廠了。第三個槓桿點即為全球金融危機。中國雖然不是“四小龍”式的小型經濟體，但一個基本上以貿易立國（出口一度占GDP的比重在60%~70%間）為經濟基本結構的國家肯定會受到歐美衰退的影響，但中國的金融系統自始至終並沒有出現美國式的危機。我?在公元2012年?論與評價全球金融危機對於中國的影響時，能夠看得更清楚，如果早一點進行經濟結構轉型，中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獲取的追趕動力比現在還要強勁。
在朱镕基任期的最後幾年，也是“經濟中心論”的最後一段時期，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或美式經濟理論對於中國的改革還有相當的支撐，改革的理論空氣在國民心理中的合法性還繼續維持。拆分中國電信、打破國企壟斷、民營企業的功能性地位強化、中央財力強化、第一次刺激內需、清理銀行壞賬，這些戰略舉措正是黃金十年開始時的強大基础和良好開端。
如果以2004年的改革爭論為界的話，中國的黃金十年看起來像一個倒V字，前半段是經濟領域變革的高潮，後半段是社會領域變革的起始。兩個大時代的分水嶺正是落在這個時間點上。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