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新空氣（1） - 兄弟財經外匯返佣

　　20世紀90年代末，整個歐美世界已經動搖了他們的自由市場哲學觀。

　　經濟哲學像氣象一樣多變，它在國家決策者和國民的心中只是一段一段的時光，並非永恒的信仰。全球化與市場經濟寫入國家文件中，對於在意識形態群山重重的中國來說，是一件不易之事。從90年代末到全球金融危機前這一段黃金發展期結束後，全球化和自由市場哲學還在中國有市場嗎？這是每一個讨論歷史的人需要謹慎思考後才能回答的問題。

　　但在90年代末期，理論的清新空氣與自由市場哲學的時尚式傳播，是那時的經濟與政治語境下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幾個重大問題在那段時期的基本共識是：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民營企業的歷史地位；自由市場與自由貿易。

　　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在90年代末已經到了最關鍵的時候，國企改來改去，改到深處是產權。那時，關係國計民生的一大批企業都掙紮在存活線上：今天，利潤如日中天的資源類企業在當時的生意是非常困頓的；金融類企業確切地說就是那幾家大型銀行，壞賬累累；而以東北為代表的大型制造型國有企業體系和地理區域則進入了最艱難的生存狀態。

　　全球商品牛市和一個開放的經濟體系確立前（1998年還在刺激內需，2002年時才看到世界工廠的突然崛起），凡是佔領上遊的資源型企業都沒有下遊的流通性小型民營企業有活力。大同乃至整個山西的煤炭企業在一片虧損的惨相中經歷了十多年的變化都沒有翻身；東三省的重工業基地，需要把一個體系連同它的地理意識、人文社會和意識形態全部推翻重來；金融類企業為改革前十幾年積累的壞賬通過新成立的四大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全部剥離。

　　困頓的環境下做大手術的人底氣更足，更義無反顧。“語境”是本書讨論中國經濟時使用最頻繁的一個詞語，脫離語境來評論兩次金融危機間的中國經濟往往會產生自我否定的理論困境。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的中國經濟語境下，國有企業的大刀闊斧式改革才得以推行。由於國內的股市十分弱小，一批優質國企資產直接打包到香港與美國上市，換取管理與資本的積累，為後來的發展準備基础。這批A+H股上市公司既是關乎國計民生的國企主體，也是做出微循環調整的生產關係單元。這一借助外部力量的改造在2005年的改革爭論中受到了質疑，完全是因為脫離了歷史語境的隔空爭論。

　　我們總體上可以把90年代末的國企改革看成一組辯證關係——“水落石出”。企業的產權像石頭一樣一步一步地明晰，企業的社會負擔像水一樣一步一步地下落。這些剥離出來的經濟主體在A+H股上市後，一個新的商業力量群體在中國真正出現了。

　　核心國有金融企業的改革則慢於生產型企業，在採用機械法讓四大國有資產公司剥離了壞賬後，自身的改進則是借助一批股份制銀行作為模擬競爭對象倒逼它們的自我意識。以招商銀行為代表的股份制銀行其最重要的存在意義是，它的總部設在離香港較近的深圳，並採取了一個相對開明和清晰的產權與管理架構，僅此一點，已經在普通用戶的電子交易領域深深地影響了“四大恐龍”。最終通過引入戰略性投資者後，四大國有銀行和大型金融機構作出了一些階段性的變革後便進入了平台期，直到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在一個專家型的銀監會主席劉明康的小心調理下，國有銀行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引以為榮的12%的資本金充足率建立了一個足夠好的心理安全空間。但重新混業經營的金融集團在全球金融危機後卻獲取了它危險的合法性，也為今後十年的發展的不確定性埋下了不安的種子。

　　國退民進，是朱镕基政府在以產權為入口中的企業發展戰略中最突出的一個特點。從一個經濟領導人的世界觀與決斷力看，在90年代末強力推行的國企改革是一個了不起的事件。在當時的政治與經濟環境下，以大量工人下崗和社會問題的堆積換取了刮骨療毒式經濟手術，其持續時間、影響範圍、理論突破在全世界的國企業改革史上都是罕見的。在經濟體制性改革暫告一段落後的今天來看這件事情，越加明白那是一段多麼珍貴的改革時機，均一一為朱镕基政府所抓住。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也許僅為國企改革留出了那麼五六年的短短歷史時間窗。這是2005年後民間诟病的“國進民退”的歷史參照。

　　經濟學研究者需要註意到：當時，民營企業即使經過了一二十年的發展，主體仍然在實業領域。實業領域從事生產的民營企業家是工業家，他們在一個依靠勞動力和工業技術為核心生產元素的領域里奮鬥。無論是個人的產業信仰還是個人人格都帶有較為樸素的特徵。在自由主義的貿易與流通思想下的民營企業家，他們的事業以一種國家上升中的本分與自信慢慢成長，在“正和博弈”中獲取個人財富的積累。這與2003年以後房地產業的發展中，實業資本進入房地產領域，並最終與金融資本合流的那一段發展相比，對於國家與國民心態都是一種正向的力量。

　　在人民幣2005年升值前後，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沖突最終爆發了。這一歷史因素是前述時期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沒有意料到的，即使在受民間商業智慧影響最深的溫州，地產商、炒房客作為一個群體與名詞的出現，對於那里積累的商業信仰仍然是有明顯的負面色彩的。實業資本進入房地產業後，觸碰了一個非常敏感的政治領域——“土地問題”。土地性質的表述關乎政權立足合法性的深層基础。經濟學家張五常在研究中國的土地制度後對於鄧小平在1978年的“包產到戶式”土地改革有非常精彩的評價，他認為，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是一種了不起的中國大智慧，最終把產權理論問題留給歷史，把產權真實感受留給拿到土地的農民。但人民幣升值帶動的房地產熱，提前打開了土地制度改革的時間窗口，並引發了中國過去幾年來的最大的社會領域問題之源——城市拆遷與農村徵地。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