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退民進新空氣（2）

　　民營企業因為在這一領域的投機式進入，在短短的時間內造就了大批的已經引起社會心理不平衡的富豪群並使它們在獲取商業權利上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即使有地租的增長預期，在建築存活的固定時間內，土地的爭奪是“零和博弈”，它並不是社會財富積累的有機方式，而是界面碰撞最嚴重的經濟博弈方式。A拿到的土地多，一定意味著B拿到的少。在這一經濟物資的爭奪中，國家和國家扶持的國有企業代表的特定力量大舉進攻爭奪土地，民營企業則以地產商與土地微觀決策者的合謀拿到了大量的土地。在兩個商業力量的平衡中，地方政府與微觀土地政策決策者群獲得了大量的隐形收益。

　　2003~2010年這一段時間內，中國最大的物資有兩種：土地與煤炭。前者是金融資本在爭奪，後者是工業資本在爭奪。它們經歷了一個突然的爆發式發展，不但扭曲了自身，還因為帶來社會的傷害而最終身披歷史原罪。城市與農村的土地血拆、山西為代表的民間野蠻煤炭開掘與它們造就的一個暴富階層，深深地影響了中國在未來十幾年社會各階層與群體的心理狀態。

　　民營資本因為其利潤的原始沖動，像一列火車，前一段走在風光秀美的田野上，後一段則進入了光線昏暗的山洞中。企業史研究學者吳曉波對於過去百年的企業史有過梳理，他發現最終的企業敗局中，歷史與政治的環境元素的決定性影響不是偶然的。這段改革中民企沒有一個很好的調適，使它始終沒有進入國家的主流政治與文化話語，這是一個不得不反思的問題。2011年春天，溫家寶在接受新華網的網友提問時，曾經用道德觀的反思提醒地產商的利益訴求，這與經濟利益與產權訴求為代表的90年代末的語境形成了多麼巨大的反差。

　　民營企業是中國經濟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也是最富有創新精神的。每一次經濟刺激與拯救時，民營企業與農村社會都是增加就業與市場的頭號選擇，但不是每一次他們都被感恩。

　　民營企業在東南沿海的分佈，從更大的歷史格局來看，就是參與全球化在亞洲的一段美好時光，在接過“四小龍”的發展接力棒後，民營企業把人口紅利與儒家的靈活智慧發揮到了極致。自由貿易是比較優勢的集中展現，這並沒有錯，可是如果歷史不給出一個幸運的條件的話，這樣的比較優勢和它解放的人口紅利、政策紅利不一定會出現在中國繁如群星的東南民營企業群中。自由貿易是一個“正和博弈”，它說明中國分享全球市場與財富，並分享了一個獨立於中國商業文化的全球商業環境。廣東與浙江的民營企業是最典型的代表。廣東經濟是最早的纯外向型民營經濟，浙江則是內生性的外向型民營經濟。它們很快就使所在的省份富可敵國。

　　不少人批判經濟學家張五常幾年前的一篇文章，文章說中國處在人類歷史以來最好的經濟制度中。這句話之所以受到批判，因為當時的社會心理已經有了微妙的變化。張五常的話如果放在2000年時，受到的歡迎肯定要比2010年時要多，因為一套漲價的房子就足以打垮政治家的信仰和經濟學家的理論。

　　張五常對於這一段中國制度的評價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則是：自由主義經濟哲學在中國的發展與決策信仰者中，獲得了一段黃金時期。國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決策者與智庫經濟學家都是美式的自由經濟思想開明的推行者：市場配置價格與資源、建立服務型政府、放開民營企業發展、堅持自由貿易、把全球化寫入黨的文件、參加全球最大的貿易組織（也是自由思想信仰者）WTO、制度經濟學家與市場派經濟學家在學界掌握話語權並進入決策層，都是這一時期了不起的現象。朱镕基的經濟班底與智庫人群中，開明的市場派佔據了主流，那時的一批經濟學家，今天仍然是經濟智庫人群的主力。

　　我們將從亞洲金融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的經濟哲學做總結，可以從一個更宏大的歷史格局來看：“國退民進”不光是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現象，也是全世界在對自由主義市場哲學信仰的語境下一個全球性現象。

　　20世紀最後20年，自由主義在歐美世界平衡發展後的絕對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是擊倒蘇聯發展模式或東歐現象的核心因素。歐洲的社民思潮並沒有阻擋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羅納德-里根奉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導師的變革決心。即使在英國，“國退民進”對於這樣一個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來說也是一個痛苦的舉動；隨後，雅克-德勞則在一個社民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地理環境中平衡地建立了單一的歐洲市場；法國總理若斯潘是歷屆法國政府中私有化決心最大的。那20年中，美國的里根與克林頓兩位總統都使美國取得了經濟上的巨大發展並深獲國民信賴，里根與撒切爾走的是一樣的路線，克林頓不光是在技術層面將互聯網上升為美國的國家戰略，真正接受WTO才是克林頓政府的重大進步。

　　亞洲的改革空氣中，不光有鄧小平，還有印度的領導人拉奧、巴西的卡多佐，他們不管來?什麼陣營，但在接受市場和對於私有產權的認識上都是一個陣營的。“金磚四國”不是憑空發展起來的，3位發展中國家的改革家和他們對於市場的哲學認識，也是20世紀80~90年代這幾個國家崛起的重要因素。最值得警惕的是，南美的發展最後為社民理論與市場派的理念沖突所阻礙，中印兩國則恰恰在意識形態上為後來的發展準備了環境。

　　歷史經驗證明，國家對於經濟哲學的信仰週期往往不會超過半個世紀，在20世紀50年代電視技術出現後，這樣的信仰時間段則縮短為20~30年。凱恩斯每隔幾十年就要复活一次，弗里德曼將來也一樣。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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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