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個包含農民工權利的新社會

　　工人之於東南沿海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的意義，在主流意識形態中，還有沒有成體系的理論。在做這一段論述時，我們重溫德魯克的一本書。

　　1942年,彼得-德魯克完成了他的政治哲學大作《工業人的未來》。2006年，這位世界管理大師逝去時，人們蓋棺定論他對於美國的貢獻時不得不承認，《工業人的未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1942年時的德魯克只是一個30多歲的奧地利猶太青年，但是，他提出的功能性社會概念，已經成功地預測了整體歐美世界在20世紀中後期的政治與經濟走向，這讓今天的30多歲的青年學人高山仰止。

　　德魯克的功能性社會理論，核心是一句話：一個社會要給它的工業體系中的每一個成員以明確的社會功能和身份，這樣的社會建構在此時的語境下才是合法的。這樣一個戰略性的社會前瞻思想，實際上已經解釋了19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的完成與工業社會的建立。同樣，在一個移民與以西進為背景的美國社會建構中，功能性社會是今天這個國家的法寶。對於中國東南沿海來說，功能性社會的建立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在後來的傳記《旁觀者》這本書中，德魯克寫道：他從自己的理論中推匯出二戰走向，他認為納粹可能會很快吞並歐洲，美國將會在未來參戰。於是，他提前幾週離開了德國，逃過了猶太人在這個國家宿命的一劫。

　　在2007年的國家與教堂之讨論的中國知識界，一些青年人向傳統的社會觀發起了小小的挑戰。那次論戰中給我們一個啟示：中國30多年改革的總結及未來30年的展望中，關於功能性社會的建構在中國的出發點，首先需要落在農民工這樣一個社會新型主體人群上來。

　　如果現在有人發問:馬克思筆下的中國的工人們,他們在哪里?主政者會怎樣回答?回答這個問題時不妨看看這樣的判斷：農民工是未來中國經濟與社會的決定性變量。

　　歷史在30年後重現的時候，往往會發現自己已經身處其中的偉大裂變。起初只是改革的名義，但在後來的二十多年中這些離開土地的自由勞動力一舉成為中國華南社會的主體人群。

　　2000年時，我曾經為一張照片而感動，那是一群已經在北京蓋完了一個巨型工程的四川農民工，離開這個城市時在馬路上依依不舍留影的一幕。如果說他們還是鄉村人群，他們走向城市化的第一步還有一些浪漫的話，當2005年冬天，北京的農民工為了讨工資而做出跳樓的準備並不斷把“新聞線索”電話打給我所在的《北京晨報》時,那已經是一種社會的殘酷了。

　　更多的社會學家“擔心”，用不了幾年，長期務工的農民工的孩子們將成北京、廣州、上海等大城市的土生土長的人群時，他們成為這些城市一個新的群體，並帶來新的社會問題。

　　這樣的社會問題也可以看做是一個經濟問題。無論用經濟人的眼光看，還是用社會人的眼光看，無論是華南工廠里的農民工還是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里的農民工，已經成為這個社會重新需要確定合法化身份的主流人群。這也是中國在加入WTO 後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甜頭的時候，需要做出的一個重大社會制度安排。在一個建立了城市化工業帶的華南，你參與全球化的每一步都是幾千萬來自內陸的移民完成的，這種壯舉堪比美國的西進運動。100年前在加利福尼亞搬枕木的愛爾蘭的農民工與100年後在廣東東莞已經生出孩子的四川農民工夫妻一樣，都在參與一個功能性社會的重新建構。

　　美國的《西北部法》與強力保護的物權，是這樣一個時期建構功能性社會的得力之舉。因為一個合法的道德原則，那些離開土地的、背井離鄉的公民獲取一個新的社會身份，是一個偉大時代的開始。今天的華南，面對全球化，等待這樣一個功能性社會建構的開始。

　　2008年的中國兩會我格外留意。我仔細聽了三位農民工代表胡小燕、康厚明、朱雪芹的發言。他們的符號意義如果能夠有效地放大，按照十七大報告上的“增量民主”政治哲學觀，一個新的合法化的社會群體將會給每一個人帶來格外的新鮮。

　　德魯克對比過歐洲與北美建構經濟人或工業人的功能性社會路徑。歐洲的教訓是，往往在一開始就確立一個絕對理念，以至於最後變成極端主義。法國作家巴爾紮克小說中，巴黎外省人的形象就是這樣一個功能性社會建構失敗的例證。中國華南的世界工廠帶已經有四五千萬產業工人，對於他們的經濟身份的認同，如果配之以社會身份的認同與確定，將會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中，制造另一輪經濟的飛躍。

　　一個不完全的統計是，中國現在有1.3億農民工生活在城鎮與華南等的工廠里，他們的鄉村生活方式已經漸漸遠去，作為一個城里人和一名產業工人，這種身份的轉變需要一種新的社會道德理念作為合法支撐。這種道德理念將來自自食其力的個人產權、來自工業勞動者的尊嚴、來自中國根本不能拒絕全球化的道路選擇。承認這一點，就要?下面這樣多的系列工作：

　　勞動與社會保障部中，有沒有提升農民工（或者說新產業工人）問題的議政機構？人大是否每年要讨論一次農民工問題？工會是否從國有企業的語境下走出？大學里有沒有農民工研究的學術方向與系科？政治代表中，按照增量民主的原則，需要增加多少農民工代表？農民工的戶籍問題能不能不受歧視？農民工的孩子入學是不是不受歧視？最重要的是，黨的工作報告中，把對於新產業工人的政治地位的論述上升到新的理論高度。

　　整個中國的繁榮如果不建立在尊重農民工作為一個新社會階層的基础上，中國政治的架構中，新產業工人如果不能在主流話語中保持它的地位，那麼，未來10~20年，中國之夢的經濟預期將會大打折扣。

　　中國需要建立這樣一個功能性社會，把東南沿海的故事講下去。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