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熱的省份躺在行政手術台上

　　2006年的經濟升溫，最終逼出了行政打壓手法。這也是中國治理歷次投資拉動式過熱的最有效手法。

　　那年夏天，內蒙古政府的領導人以作檢讨的方式終止了這個北方省份的投資沖動，並自我否定了最初作出這一決定的合法性。新華社在報道了這個訊息後，新浪網與和訊網立即做了頭條議程設定，表明這將成為一個有效的政治預警。

　　以重新重工業化和賣地浪潮為機會，在中央政府與地方諸侯的經濟問題政治化博弈中，地方經濟過熱的問題放到了明面上。

　　從2004年解決以上海和華東為代表的過熱地區力量中，從“鐵本事件”的暗示性打壓，到2006年內蒙古狂上發電廠專案而帶來的自治區主席檢讨來看，中國處理地方經濟過熱的政治手術仍然沒有實現有效的制度安排。

　　只能這樣說，行政制造的問題用行政方法解決會更有效。站在2012年的歷史高點看，無論2004年開始的華南華東樓市過熱還是2006年的北方省份重工業投資過速，都不是經濟問題，所以解決手法的實質在行政層面。

　　上海在2004年後的房地產泡沫是一次大型投資沖動，它不只是最高地方領導人的個人意志，而是整個江浙與華東經濟圈在中國經濟架構中壯大後“擁GDP以自重”的行為。在一個沒有權力限制與經濟問責的政治結構中，地方領導人最常用的政治路徑是擁地方GDP以自重，與中央政府進行政治博弈；與全國三十多個“諸侯”的比較中，“集體的政治自我實現”會在每年的全國性總結場合，比如“兩會”中得以實現。

　　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寫下的《論十大關係》中，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與矛盾到了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確實表現出了經濟發展利益與理念上的沖突。後來，對於以上海為代表的華東地區宏觀經濟過熱解決手術，不是一刀切，而是政治調養與基辛格式的“地方均勢”。

　　同樣的手法曾經用在80年代政治上傲慢的廣東珠三角地區。90年代長三角與江浙經濟力量的重新崛起，是對於珠三角的一種政治均勢式的平衡。

　　2004~2006年準備的以天津滨海新區開發為代表的環渤海經濟帶 ，是中國第三極的經濟力量，也是第三極的政治力量平衡。滨海新區的建設是浦東作為政治明星與經濟明顯的終結者。滨海有兩大看點：一是最新的制度試驗，二是北方重工業的再起。此兩點都足以建立起強大的政治均勢籌碼。如果不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打壓，滨海新區的金融創新速度會更快，PE、櫃台交易市場、產權交易市場、岸外人民市場等都可能會得到一些突破性的發展。

　　相對而言，以內蒙古、山西為代表的北方落後省份那輪重工業投資沖動，仍然是低知識含量的，也構不成江浙經濟力量的那種政治博弈的力量，短短的脈沖後即終止能量。

　　那時，這批北方省份突然成為地方政治新星：山西的煤炭銷售使它在2004年就成為全國財政大省，並在北方造就了一個奢侈新名詞：煤老闆。內蒙古則步山西之後，也想做一次能源大佬，2005年連創三個全國第一，其中一個就是投資增長全國第一，及至後來形成了鄂爾多斯這樣一個中國能源與GDP“怪胎”。

　　北方地區的地方領導人，在經濟落後成為政治弱勢的語境下，往往採用兩種手法：一種是想“實事求是”地搞一點地方特殊化，一種是想比較粗暴地搞一點地方的大躍進。此種手法在2006年的經濟背景下恐怕再難得到政治照顧。新華社報道的內蒙古主席楊晶與兩位副主席向中央作出的檢讨，實際上可以看做為大部分北方落後地區投資沖動的一個有效政治警告，其信息恐吓效應不可低估。新華社的報道還說，內蒙古決定將停止一批工程。惡果之幕從那時剛剛拉開，其損失的潛在影響遠遠超過“鐵本”式路徑。

本文摘自《狂飆年代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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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敏銳地捕捉到了2005-2007年，從郎顧公案引發的對於國企改革的讨論，在中國經濟思想的意識形態領域所引起的一次巨大變革，這一寬容的改革爭論在黨的17大報告中結尾，中國將繼續改革，但以統籌社會發展、開始戰略轉型的新思想提出卻始於這一改革讨論的結果。改革爭論後，國進民退與中國的經濟30年轉型是這十年破題的，但在未來10-20年將成為新願景的開始。全書共23章，主要包括：亞洲金融危機的中國改革、電信業樣本、911的戰略時機、全球工廠、中產階級的上升與不安、印度越南的追兵急、人民幣大課題、郎顧公案、改革爭論、全球化鏡像下的資本市場、樓市泡沫、中美新較量、放大的石油與海權、全球金融危機觀察等章節。
　　本書始終把中國的黃金十年放在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來關照，用理性的分析來步步解析這樣一個偉大的樣本，減少事實材料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