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榮的使者（4）

　　公正地說，高盛在赴這場盛宴時已經遲了。投資信託在19世紀80年代就開始風靡於英格蘭和蘇格蘭，那里的小投資者可以把他們貧乏的積蓄投入這些公司，這些公司都保證會把資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投資其他公司。"所以像新加坡、馬德拉斯、開普敦、阿根廷這些英國資金經常流向的地方，這些公司的管理者被期望對它們的公司和前景有超越常人的知識，起碼要比佈里斯託爾的寡婦或格拉斯哥的醫生要強些。"加爾佈雷斯寫道，"較小的風險和更開放的信息調高了公司管理人員的合理報酬。"很快，這種方式就傳到了美國。投資信託在這里主要僞裝成一種值得模仿的金融創新，華爾街唯恐落在創新知識庫倫敦的後面。

　　起先，信託在美國傳播很慢。1921年，一份美國證監會的報告指出，大約只有"40"家信託公司。1927年年初，同樣的報告上，這個數量變成了160，而且有140家準備年內開張。1928年估計有186家投資信託公司成立。到1929年第1個月，經粗略估計，每天都有一家公司成立，年內成立公司總數是265家。在任何金融高漲的時期都有商人叫賣最新的玩意兒，比如說垃圾證券、互聯網公開發行、抵押證券等，兜售這些東西的其中一些商人，有的誠實也有信譽，例如摩根公司，而其他則不是。但是當創新金融市場變得無差別化，需求有增無減時，要區分出誠實的經紀人就越來越難。更糟的是，在這樣的時刻，這甚至算不上一個問題。傳奇的投資者沃倫-巴菲特有一種能看穿市場和個人行為本質的本領。他曾經精確地說"只有退潮的時候你才能發現誰沒有穿泳衣"。

　　1929年3月，保羅C.卡伯特，美國道富投資公司的一個創始人，哈佛的財務主任，也是一個廣受信任的經濟觀察家，在《大西洋月刊》中為投資中潛藏的危險吹響了警告的號角。他叙述了一些信託在英國所經歷的問題，並強調"我堅信，除非我們改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和不正確的原則，否則我們就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同樣的災難和耻辱中。"他解釋說，在寫這篇文章的幾個月之前，他調查了投資信託的效力，之後紐約證券交易所委員會同樣對投資信託做了調查，委員會為此詢問了他對這種現象有什麼看法。"我的回答是：①沒有誠信；②粗心無能；③貪婪。"

　　卡伯特對投資系統最主要的譴責是"所有的利潤都落入了發起人和管理者手里"。這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有可怕的相似之處，都是用槓桿作用放大可能的收益。卡伯特解釋說，公司的管理者只有在他們完成最重要的資金投入之後，才能獲得酬勞。"報酬取決於這項投資是否成功。"他說，"但是困難在於管理者或發起人所投入的資金只是總資金中極小的一部分。如果投資完全失敗，他們的損失也是很小的。因此很自然的，他們就會有這樣的態度贏把大的，或者什麼都不贏。這樣他們就以一個非常危險的金字塔交易法完成了交易。我不相信只有100美元證券的人，要非常規地從別的地方借來800~1000美元的證券方能投資，而這就是許多投資今天所做的。"

　　絲毫不讓人驚奇，這也正是高盛公司的高級合伙人瓦蒂爾-卡欽斯建立和運作高盛交易公司時所採用的途徑。高盛加入的也許太晚了，新的機構成立於1928年4月，不到一年之後，就是股市崩盤，但它仍以極大的熱情加入了這個隊列。"像高盛交易公司以及幾個月後成立的下屬子公司一樣的機構，在歷史上就算有，那也很少。"加爾佈雷斯寫道。公司的理念是，不長期持有股票，而是通過交易股票來為股東賺錢。

本文摘自《高盛如何統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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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調查審閱了數千頁政府、聯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信息及其他資料，並對100多人進行了採訪，其中包括高盛的客戶、競爭對手、監管機構、高盛現任和前任雇員，科漢生動地揭示了高盛如何變得如此強大，並且具有非凡的抵禦金融危機的能力。
　　一個答案是公司高管對權力層的維護——亨利.戈德曼建議政府組建一個機構旨在監督華爾街；悉尼.溫伯格，長達40年週旋於政府高層之間，從羅斯福到肯尼迪總統，他的绰號是背後的“政治家”。高盛的高管支援尼克鬆、里根、克林頓和佈什的競選籌款活動。 兩個高盛的領導人羅伯特.魯賓和亨利.保爾森還成為財政部的高級官員。另一個答案是它渴望與交易雙方進行交易，高盛公司首席執行官勞埃德.佈蘭克費恩開玩笑的說，他在做“上帝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