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地位上升？改革終結？（2）
簡而言之，纯屬私營性質的個體經營者和絕大部分屬於私營的小型企業能夠獲得銀行新增貸款的很大份額，這是中國2008年後期開始的經濟刺激計劃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家族企業新增貸款尤為引人註目。2008年，危機爆發前的最後一年，家族企業的貸款增長率只有貸款總額增長率的一半，因此他們的新增貸款只有非常保守的1925億元。前面提到過，這種模式在2009~2010年發生反轉。有兩種批評聲音，一是中國“銀行存在的目的是為政府和國有企業提供資金”，二是“中國的銀行絕大部分貸款貸給了國有企業，一直都是這麼做的”，二者都是陳詞濫調，完全不正確。與此類似，有人估計“刺激計劃90%的資金流入國有企業”，這也與現實不符。
認為經濟刺激計劃賦予國有企業淩駕於私營企業之上的特權的批評是，國有企業兜里裝滿了來自國有商業銀行的借貸資金，在金融危機期間吞並私營的行業競爭者，以便擴張它們的經濟領地。2009年政府的確將一些小規模的私營煤礦國有化，在充分透明的情況下迫使私營的日照鋼鐵公司與國有的山東鋼鐵集團合並。可是這些是個案，並非有意擴大政府的經濟地盤。2009年，山西省發起了一場運動，將小型私營煤礦國有化並交給大型國有運營商管理，以此實現煤炭行業內部聯合。這場運動的動機是中央政府意圖減少礦難的發生，這類事故頻發，令人咋舌。中國的私營煤礦利潤很高，部分原因是小規模私營煤礦礦主在安全措施上壓縮成本的意願強烈，因此這些煤礦在礦難和人員傷亡事故中所佔比例過高。此前政府試圖對為數衆多的小型私營煤礦加強安全監管，但收效甚微。諾頓的分析表明，日照鋼鐵這個案例並不簡單，但是與更廣泛地提高國有鋼鐵企業地位的趨勢無關。事實上，2008年粗鋼產量占全國產量大約40%的私營鋼鐵公司在2009~2010年經歷飛速發展，當時國家投資猛增，對鋼鐵產品的需求量隨之大漲。
不同所有制企業工業產品增產量的總數據還支援這一觀點：私營企業的國有化沒有延伸到煤炭以外的領域。如果國有企業兼並私營企業的現象普遍，人們就會預見到國有企業產出比重的上升。但是2009~2010年的一個特點是，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實質性地延續了下降的趨勢，特別是在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不少於2/5的工業領域，表現尤為明顯。1978年，國有企業的工業產出比重為81%；30年後，隨著全球金融風暴開始肆虐，這個比重降至28%。與諾頓的“國有領域的收縮現在停止了”這一斷言相反，收縮趨勢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勢頭不減。2009和2010年，全國工業產值分別增長11.0%和15.7%。根據國有企業產出增長率低於平均水平的表現，可以說由它們貢獻的工業產出的比重在這兩年繼續下降，這延續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30年來顯而易見的模式。
金融危機之後，批評中國經濟的聲音此起彼伏。有人懷疑，中國經濟刺激計劃最終加深了中國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並阻礙國內消費的增長。還有人懷疑，金融危機之後，諸如中國這樣的低消費、高儲蓄國家的增長模式是否時宜？世界經濟复蘇的力度可能不夠強勁，出口不能像過去那樣繼續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中國經濟增長的必然歸宿將是走向衰退。
但作者認為，中國針對經濟問題的應對之策，不僅手段多樣，而且經過精心策劃。中國領導層已經認識到，對出口的嚴重依賴意味著全球經濟衰退將使中國變得極其脆弱。中國經濟刺激計劃的效果令人吃驚，使中國成為最早開始從世界經濟衰退中复蘇的全球重要經濟體。
認為經濟刺激計劃賦予國有企業淩駕於私營企業之上的特權的批評是，國有企業兜里裝滿了來自國有商業銀行的借貸資金，在金融危機期間吞並私營的行業競爭者，以便擴張它們的經濟領地。2009年政府的確將一些小規模的私營煤礦國有化，在充分透明的情況下迫使私營的日照鋼鐵公司與國有的山東鋼鐵集團合並。可是這些是個案，並非有意擴大政府的經濟地盤。2009年，山西省發起了一場運動，將小型私營煤礦國有化並交給大型國有運營商管理，以此實現煤炭行業內部聯合。這場運動的動機是中央政府意圖減少礦難的發生，這類事故頻發，令人咋舌。中國的私營煤礦利潤很高，部分原因是小規模私營煤礦礦主在安全措施上壓縮成本的意願強烈，因此這些煤礦在礦難和人員傷亡事故中所佔比例過高。此前政府試圖對為數衆多的小型私營煤礦加強安全監管，但收效甚微。諾頓的分析表明，日照鋼鐵這個案例並不簡單，但是與更廣泛地提高國有鋼鐵企業地位的趨勢無關。事實上，2008年粗鋼產量占全國產量大約40%的私營鋼鐵公司在2009~2010年經歷飛速發展，當時國家投資猛增，對鋼鐵產品的需求量隨之大漲。
不同所有制企業工業產品增產量的總數據還支援這一觀點：私營企業的國有化沒有延伸到煤炭以外的領域。如果國有企業兼並私營企業的現象普遍，人們就會預見到國有企業產出比重的上升。但是2009~2010年的一個特點是，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實質性地延續了下降的趨勢，特別是在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不少於2/5的工業領域，表現尤為明顯。1978年，國有企業的工業產出比重為81%；30年後，隨著全球金融風暴開始肆虐，這個比重降至28%。與諾頓的“國有領域的收縮現在停止了”這一斷言相反，收縮趨勢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勢頭不減。2009和2010年，全國工業產值分別增長11.0%和15.7%。根據國有企業產出增長率低於平均水平的表現，可以說由它們貢獻的工業產出的比重在這兩年繼續下降，這延續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中國30年來顯而易見的模式。
本文摘自《中國經濟增長，靠什麼》
金融危機之後，批評中國經濟的聲音此起彼伏。有人懷疑，中國經濟刺激計劃最終加深了中國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並阻礙國內消費的增長。還有人懷疑，金融危機之後，諸如中國這樣的低消費、高儲蓄國家的增長模式是否時宜？世界經濟复蘇的力度可能不夠強勁，出口不能像過去那樣繼續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中國經濟增長的必然歸宿將是走向衰退。但作者認為，中國針對經濟問題的應對之策，不僅手段多樣，而且經過精心策劃。中國領導層已經認識到，對出口的嚴重依賴意味著全球經濟衰退將使中國變得極其脆弱。中國經濟刺激計劃的效果令人吃驚，使中國成為最早開始從世界經濟衰退中复蘇的全球重要經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