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小企業發展環境有助縮小收入差距（2）

　　應當說明，統計口徑的調整，是有客觀原因的。主要是因為小企業單位多，變動頻繁，賬目資料不全，統計難度很大，不容易搞準數據。但是，絕大多數小企業從統計中消失，其結果也是嚴重的。這使得研究機構和決策部門對大多數小企業的情況失去了跟蹤了解的機會，無從判斷各項政策和經濟形勢變化對小企業的影響。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和2004年兩度實行的緊縮型宏觀調控，1998~2003年期間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1999年以來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2003年開始實施的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戰略，2003年正式實施的《中小企業促進法》，各自對小企業的發展產生了什麼影響？其中各項具體政策的效果如何？政策調控的力度把握是否得當？沒有統計指標能夠提供判斷。

　　尤其危險的是，現行的統計口徑有可能對決策者和研究者產生誤導，使人們誤以為統計中的15萬家小企業的情況就代表整個小企業部門。由於這15萬家企業只是小企業中極少數規模較大者，它們的情況恰恰不能代表大多數小企業。按照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結果，小型工業企業平均從業人數不到12人，而2003年按新統計口徑的小型工業企業平均從業人數為146人。按前一個口徑，小型工業企業的工業總產值平均只有92萬元，而後一個口徑的小型工業企業工業總產值平均達到了2 126萬元。兩個統計口徑反映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

　　把小企業的情況搞準是一個艱巨的任務，不調查、不研究顯然是不行的。建議以最近的經濟普查為契機，建立一個能夠全面反映小企業情況的企業抽樣調查系統，補充對小企業的統計。

　　小企業缺乏關註的問題不僅是個統計問題。事實上，某些主要政府主管部門和不少地方政府都把中小企業促進政策的重點放在了中型企業和個別規模較大的小企業上，對大多數普通小企業的生死存亡很少關心。這種情況亟待改變。

　　三、小企業融資面臨困難

　　根據實地調查反映的情況看，盡管2002年審議通過了《中小企業促進法》，但許多政策由於缺乏具體實施辦法，並沒有落到實處。有些政策只有少部分企業得到了實惠，主要是一些規模較大的中型企業。在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狀況尤其不容樂觀，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融資問題。曾有調查稱，80%有貸款意願的中小企業都能得到銀行貸款。但有不少證據表明，這類調查的代表性是值得懷疑的，至少遠遠不能代表多數小企業的實際情況。

　　根據2004年6、7月份有關機構進行的一次非公有制中小企業抽樣調查（包括7座城市的四百多家企業，其中絕大多數為“規模以下”的小企業，並且多數小於50人規模），有51%的企業把“資金短缺”列為企業經營和發展所面臨的“比較嚴重”或“非常嚴重”的問題；按比例高低排列，在所涉及的十幾種困難中居第一位。有53%的企業認為在當地籌措資金開辦新企業“相對困難”或者“幾乎不可能”。只有9%的企業在創業過程中使用了銀行貸款。只有不到4%的企業將銀行貸款列為企業主要資金來源。

　　根據筆者2003年在西南三省區進行的中小企業調查，有衆多的小企業反映外部融資渠道過於單一、銀行貸款抵押條件過嚴，是影響小企業發展的一個主要障礙。企業普遍反映，國有銀行對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明文規定的歧視，但事實上小企業和非公企業還是處於不利地位（大多數非公企業都是小企業）。第一，其資產規模小，罕有可抵押的不動產，是難以獲得貸款的重要原因。第二，銀行對企業的風險評級指標體系本身已經把資產規模作為抗風險能力的一項重要指標，實際上不利於小企業融資。第三，銀行對不良貸款的內部責任追究，在涉及非公企業時比較嚴格，而涉及國有企業時比較寬鬆，一般只要沒有發現違法行為通常可以免責，造成銀行信貸員放貸偏向國有企業。第四，大銀行管理層次多，經營不夠靈活，缺乏非正式的信息溝通渠道，加上利率缺乏彈性，使得對小企業的放貸成本和收益之間嚴重不對稱，客觀上嚴重限制了對小企業放貸。上述情況在宏觀控制和銀行強調效益的情況下，就變得更加嚴重。第五，近年來國家投資的大中型建設專案較多，對銀行配套資金的需求量相當大，進一步壓縮了小企業和非公企業的融資空間。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與發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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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規劃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將是未來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國經濟發展這塊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後，如何切蛋糕將成為最重要的課題。這將直接關係到蛋糕能不能繼續做大。目前，腐敗相關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脹，成為導致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書是兩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經濟學家王小魯近幾年來相關文字的首次結集，通過對中國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和真實收入狀況的數據挖掘，對中國國民收入真實數據和差距，以及其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與分析，指出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導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不在於市場化，而在於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會兩極分化的結論。作者指出，這是對建設和諧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根本解決收入分配失衡問題有賴於推進體制改革，建立一個公開、透明、有嚴格管理制度和受社會公衆監督的政府管理體制和財稅體制，建設一個法制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