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與國民收入分配（II）（17）

　　但這並不是一個值得樂觀的結果。勞動報酬所佔比重比原來更低了，下降的速度也更快了。2008年從原來的46.7%調整到42.3%，下調了4.4個百分點。與2005年相比，下降了4.1個百分點。而非勞動收入的比重則大幅度上升，2008年為24.4%，比原來的比例提高了14.5個百分點。盡管2005年的該比例也有大幅度上調，但2008年與2005年相比，還是上升了2.2個百分點。根據調整後的數據，2008年相對於2005年的變動情況，可以從圖4–5和圖4–6的比較中更直觀地看到。

　　調整後的居民收入比重雖然顯著高於原來的統計，但高出的部分是非正常收入。正常收入的比重並沒有提高。正常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比重過低的推斷仍然是成立的。特別是勞動報酬比重更低且進一步下降，非勞動報酬比重更高且進一步上升，尤其是最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這意味著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收入分配的公平性進一步下降。必須註意到，灰色收入也不同於正常的資本回報，對鼓勵競爭、改善效率不會有任何積極作用。相反，其相當部分可能來自企業收入和政府收入的漏失，或者是對正常的居民收入及財產的侵蝕和掠奪。這種狀況不僅不利於公平，同時也損害了經濟效率，並成為導致社會沖突、加劇不安定的主要因素。

　　與世界多數國家，特別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勞動報酬占國民總收入的份額都遠遠低於一般水平，居民的非勞動收入份額則高於一般水平。調整後的數據更加強了這種情況。如果按調整後的估計數字來看，政府收入所占份額雖然低於原來的統計數據，但這並不說明政府集中的財力太少，而是說明有一部分政府收入由於管理不善而流失了。

　　此外，盡管我國的政府收入比重低於發達國家的一般水平，但在政府收入的使用方向上與發達國家之間有重要區別。因為在大部分發達國家，政府收入的最主要用途是社會保障，以及提供教育、醫療、住房等方面的服務，建立了一整套覆蓋全體公民、人人可以分享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體系。在這些方面，我國雖然近年來發生了不少改變，但社保體系不僅保障水平較低，而且還遠遠沒有實現覆蓋13億人的目標。公共服務的提供不均等，很大部分人群還很少能夠享受到公共服務。其中尤其以保障性住房的提供嚴重不足。城市居民中，能夠獲得廉租房的居民大約只占1%~2%。其他保障性住房存在嚴重的分配不均問題，其中公務員獲得保障性住房的比例遠高於社會平均水平。

　　另一方面，我國的政府收入用於政府自身消費和各種投資活動的比例畸高，在各種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方面浪費巨大，更嚴重的是大量公共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流失，而轉化為少數人的非正常收入。這說明我國的公共資金和公共資源管理體制亟待改革；在這些方面制度不規範、操作不透明、嚴重缺乏公衆監督等問題已經成為導致收入分配扭曲的關鍵因素。

　　六、結論：權力與資本結合將導致停滯和社會危機

　　本報告基於2009年對全國19省份64城市四千多戶城市居民家庭收支情況的調查數據，分別採用分組比較法和模型分析法，取得了恩格爾系數和人均收入水平對應關係的參數，並用來對全國城鎮居民分組收入統計數據進行了推算和檢驗。推算結果顯示，占全國城鎮居民家庭10%的最高收入家庭，200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至少應為13.9萬元，而不是統計數據顯示的4.4萬元，兩者相差3.2倍。其次10%的高收入家庭，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應為5.5萬元，而不是2.6萬元，兩者相差2倍。沒有體現在收入統計中的隐性收入，80%以上集中在20%的城鎮最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其中10%的城鎮最高收入家庭，至少占有隐性收入的2/3。

　　

本文摘自《灰色收入與發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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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規劃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將是未來改革的重中之重。中國經濟發展這塊蛋糕做大到一定程度之後，如何切蛋糕將成為最重要的課題。這將直接關係到蛋糕能不能繼續做大。目前，腐敗相關的灰色收入正在迅速膨脹，成為導致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因素。
　　本書是兩次清算“灰色收入”的經濟學家王小魯近幾年來相關文字的首次結集，通過對中國收入差距的變動趨勢和真實收入狀況的數據挖掘，對中國國民收入真實數據和差距，以及其產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與分析，指出全國城鎮居民收入中沒有統計到巨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得出導致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主要原因不在於市場化，而在於制度不健全所導致的腐敗和灰色收入使收入分配扭曲和社會兩極分化的結論。作者指出，這是對建設和諧社會、經濟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根本解決收入分配失衡問題有賴於推進體制改革，建立一個公開、透明、有嚴格管理制度和受社會公衆監督的政府管理體制和財稅體制，建設一個法制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