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雪崩的小雪球（3）
這時的天石已經處於內外交困的狀態。為了建設新基地、引進新工藝，天石總共投入了1億元的資金。除去天石3000萬元的流動資金，還有7000萬元的貸款等待償還。
這時的天石在人們眼中的印象是：一家還有實力的企業。中國人常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算江西的投資、工廠的設備、外面的貨款和新增的訂單，僅僅天石位於浙江的生產基地的地皮價格就超過1億元。但是面對還貸的壓力，天石顯得尤為不幸，雖然有著上億元的資產，可是天石的帳戶里已經沒有一分錢了。
看著還款期限不斷臨近，葉建樂也開始變得更加焦躁不安，萬般無奈的葉建樂做出了那個最後葬送天石的決定——借高利貸。
高利貸在中國的社會中從來沒有脫離過“妖魔”的形象，從封建社會的賣兒賣女到近代中國的家破人亡，凡是和高利貸沾上邊的人幾乎都沒有好下場。
不過，如果我們將中國商業的進程與高利貸的發展做一個交叉對比，就可以更加明晰地理解我之前所說的那句話：貨幣政策和民間借貸有著緊密的關係。政策緊了，借貸就瘋了；適當放鬆政策，民間借貸也不至於這麼瘋狂。
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晚清時期的民間信貸。
晚清著名滬商徐潤一度破產。他在1886年試圖恢復茶葉經營，開始在湖南、湖北境內大量收購茶葉。當時他所用的錢是從上海幾家錢莊借來的，數額高達20萬兩。
需要說明的是，晚清沿海地區的信貸交易在期限、數量、變動性和過渡擴展等方面，明顯發育不足，這可能是晚清市場經濟沒有深入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時，外國人給中國商人的貸款，大部分是短期貸款。通常情況下，外國人都是在中國商人售出茶葉和生絲之後就要求歸還貸款。17世紀六七十年代，怡和洋行的放貸期限是6~8週。如此短的貸款期限，遠遠不能大面積促進剛剛發育的市場經濟。
來自外國商人的貸款數量也十分有限。晚清政府顯然不明白政府舉債和私人舉債的差異，因此本來就很少的政府貸款，也用在了非經濟型的專案上。而且，這種民間信貸基本只限於沿海地區，這導致晚清並沒有建立起常態的民間金融市場。信貸規模如此有限，使得信貸的發展跟不上商業交換的發展。
最後一個問題是，由於晚清政府並沒有意識到一個全方位金融競爭格局的重要性，這導致了管理的缺席，以及帶來的高額金融風險。
對於晚清的商人來說，借高利貸可能是他們唯一的選擇，而對於現代商人來說，高利貸則是最後的選擇。雖然是在溫州這樣高利貸盛行的地方生存，但是溫州的民營企業主們還是盡可能地與高利貸劃清界限，因為他們自己也明白：高利貸不好惹。
從古至今，溫州的民間信貸都非常發達，蘇杭地區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票號的地區之一。雖然溫州的高利貸佔據了民間信貸市場的半壁江山，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溫州全部的民間信貸都屬於高利貸之列。
中國法律中規定的高利貸的利息額度是當期銀行利率的4倍以上，也就是說，如果換算下來，一年期綜合利率不超過30%的民間借貸都算不上是高利貸。原本的溫州民間借貸，一兩分利並算不上是高利貸行為。
在過去的溫州，民間信貸分為長、短期兩種，長期信貸一般利息都不會超過兩分，基本還處於可以接受的範圍，而短期的拆借貸款則多為五分以上，是典型的高利貸行為。
201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走到了一個關口，大量的企業停產、倒閉，溫州的大小老闆們紛紛跑路。事態之嚴重甚至引起了中央的註意，2011年10月初，溫家寶總理到訪溫州，進行調研，了解溫州當地的經濟社會情況，尤其是民營企業和民間金融。
在溫州“金融危機”的背後，是高利貸的身影。高利貸與溫州民營企業、溫州地方金融的關係千絲萬縷，牽一發而動全身。跑路的溫州老闆們、倒閉的溫州企業或多或少都與高利貸有關，甚至有些跑路的老闆就是因為欠下了巨額的高利貸無法償還而選擇了出逃。
那麼，溫州的高利貸為何如此盛行？溫州的民間金融為何如此發達？高利貸與民間金融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那些跑路的老闆們，是如何一步步走進高利貸的泥潭中的？刀錢、官銀、跑路……這些概念折射出了怎樣的高利貸生態圖景？看本書為你一一解開謎底。
這時的天石在人們眼中的印象是：一家還有實力的企業。中國人常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不算江西的投資、工廠的設備、外面的貨款和新增的訂單，僅僅天石位於浙江的生產基地的地皮價格就超過1億元。但是面對還貸的壓力，天石顯得尤為不幸，雖然有著上億元的資產，可是天石的帳戶里已經沒有一分錢了。
看著還款期限不斷臨近，葉建樂也開始變得更加焦躁不安，萬般無奈的葉建樂做出了那個最後葬送天石的決定——借高利貸。
高利貸在中國的社會中從來沒有脫離過“妖魔”的形象，從封建社會的賣兒賣女到近代中國的家破人亡，凡是和高利貸沾上邊的人幾乎都沒有好下場。
不過，如果我們將中國商業的進程與高利貸的發展做一個交叉對比，就可以更加明晰地理解我之前所說的那句話：貨幣政策和民間借貸有著緊密的關係。政策緊了，借貸就瘋了；適當放鬆政策，民間借貸也不至於這麼瘋狂。
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是晚清時期的民間信貸。
晚清著名滬商徐潤一度破產。他在1886年試圖恢復茶葉經營，開始在湖南、湖北境內大量收購茶葉。當時他所用的錢是從上海幾家錢莊借來的，數額高達20萬兩。
需要說明的是，晚清沿海地區的信貸交易在期限、數量、變動性和過渡擴展等方面，明顯發育不足，這可能是晚清市場經濟沒有深入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時，外國人給中國商人的貸款，大部分是短期貸款。通常情況下，外國人都是在中國商人售出茶葉和生絲之後就要求歸還貸款。17世紀六七十年代，怡和洋行的放貸期限是6~8週。如此短的貸款期限，遠遠不能大面積促進剛剛發育的市場經濟。
來自外國商人的貸款數量也十分有限。晚清政府顯然不明白政府舉債和私人舉債的差異，因此本來就很少的政府貸款，也用在了非經濟型的專案上。而且，這種民間信貸基本只限於沿海地區，這導致晚清並沒有建立起常態的民間金融市場。信貸規模如此有限，使得信貸的發展跟不上商業交換的發展。
最後一個問題是，由於晚清政府並沒有意識到一個全方位金融競爭格局的重要性，這導致了管理的缺席，以及帶來的高額金融風險。
對於晚清的商人來說，借高利貸可能是他們唯一的選擇，而對於現代商人來說，高利貸則是最後的選擇。雖然是在溫州這樣高利貸盛行的地方生存，但是溫州的民營企業主們還是盡可能地與高利貸劃清界限，因為他們自己也明白：高利貸不好惹。
從古至今，溫州的民間信貸都非常發達，蘇杭地區也是中國最早出現票號的地區之一。雖然溫州的高利貸佔據了民間信貸市場的半壁江山，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溫州全部的民間信貸都屬於高利貸之列。
中國法律中規定的高利貸的利息額度是當期銀行利率的4倍以上，也就是說，如果換算下來，一年期綜合利率不超過30%的民間借貸都算不上是高利貸。原本的溫州民間借貸，一兩分利並算不上是高利貸行為。
在過去的溫州，民間信貸分為長、短期兩種，長期信貸一般利息都不會超過兩分，基本還處於可以接受的範圍，而短期的拆借貸款則多為五分以上，是典型的高利貸行為。
本文摘自《跑路—瘋狂的高利貸》
201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走到了一個關口，大量的企業停產、倒閉，溫州的大小老闆們紛紛跑路。事態之嚴重甚至引起了中央的註意，2011年10月初，溫家寶總理到訪溫州，進行調研，了解溫州當地的經濟社會情況，尤其是民營企業和民間金融。在溫州“金融危機”的背後，是高利貸的身影。高利貸與溫州民營企業、溫州地方金融的關係千絲萬縷，牽一發而動全身。跑路的溫州老闆們、倒閉的溫州企業或多或少都與高利貸有關，甚至有些跑路的老闆就是因為欠下了巨額的高利貸無法償還而選擇了出逃。
那麼，溫州的高利貸為何如此盛行？溫州的民間金融為何如此發達？高利貸與民間金融之間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那些跑路的老闆們，是如何一步步走進高利貸的泥潭中的？刀錢、官銀、跑路……這些概念折射出了怎樣的高利貸生態圖景？看本書為你一一解開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