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胎（3）

　　迪比亞西的新職位實際是降級了，但她還是又幹了段時間，經常晚回家。終於，她對上司說，她晚上6點半必須回家，做不了綜合節目了。但上面說，她只能幹這活兒。

　　WSUA的管理層把迪比亞西安排在一個他們明知道她無法接受的崗位上。她雇了律師，踏上了起訴電視台的徵途。律師說，無論多麼難，都得保住那份差事兒，這很重要，否則經營方會說她自動離職。既要保住職位，又要準備官司，這實在很困難。

　　迪比亞西說：“別人讓我悄悄用錄音機給所有會議錄音，然後到家把錄音轉成文字稿。我得工作，得應付律師，我丈夫經常外出，我還有兩個小寶寶……所有這些讓我情緒低落，最終不得不放棄。否則的話，我會丢掉生命中最熱愛的東西，一切都將失去意義。”

　　迪比亞西還是決定不上訴了。“我知道如果堅持上訴的話，他們會說我不是個好記者。這類案子都很矛盾，為了懲罰別人對你的傷害，你先得展示這些傷害，顯示自己是朵被摧殘的花。但假如你不示弱，決心不做受害者，他們會問，那還有什麼問題？”

　　這樣，在做了15年電視報道後，迪比亞西丢掉了喜愛的工作、6位數收入、健康保險和獨立的經濟地位。她慢慢還要失去公衆的承認，這可是新聞人的資本。所有這些都是因為孩子年齡還小，她太冒失，想一週少幹幾天。因為有才華、精力和幹勁，迪比亞西成了一位能掙錢的“女先生”，盡管她與千百萬母親沒什麼兩樣。

　　辛迪-迪比亞西的經歷表明，美國及其他富裕國家最常見的家庭生育計劃—兩個孩子，間隔不是太長—與大多數女性的職業生涯格格不入。剛生孩子的母親及其雇主即使能應付一個孩子，第二個孩子也常把大家拖垮。最富有同情心的雇主也會出人意料地拒絕第二胎。一位著名的女權主義經濟學家告訴我，她的一個研究生懷孕了，她費盡心力，變通學校的規定，讓女學生延長了一年學籍，有時間照顧新生兒。後來，就在要重返校園的時候她又懷孕了。

　　我這位自認為已仁至義盡的朋友產生了受騙上當的感覺。她覺得女人真蠢，不知道體制的寬容是有限度的。她說：“這個遊戲只能玩到一定程度，特別是當別人在為你承擔風險的時候。”順便說一句，這位教授沒有孩子，而她獲得了終身教職。

本文摘自《媽媽值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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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擔任著管家、廚師、司機、教師、心理咨詢師，一人獨當多面，辛勞一年卻分文沒有。而且，只要一說起也應該給媽媽們發工資，人們就會辯驳：辞職當全職媽媽，是母親們自己的選擇！履行媽媽的職責天經地義，發工資是亵渎了這個神聖的使命！男人們在獨自養孩子養老婆！ ……
　　在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權利的時代，媽媽們一方面被無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卻完全無視其創造的價值。她們被當做是“被養著”的，不再被列為勞動力，在官方經濟學指標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沒有保姆所享有的權利，既沒有離婚後的失業保險，也沒有工傷後的社會保障福利。 但是，媽媽們真的不創造經濟價值嗎？當然不是！ 如果將母親擔任的各個角色的經濟價值均衡計算，會超過大多數城市女性白領。 在《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令人振奮的母親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對各國父母們作了數百次採訪，並通過對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揭示了母親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回報之間那種驚人的差距。同時，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確的解決方法，號召全社會共同關註和解決母親的價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