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產共享的主張（3）

　　一位女權主義者寫道，法案只對不得不外出做工的窮人婦女有所說明，“但大量的女性，那些中產階級的妻子們……該怎麼辦？她們對婚後財產擁有什麼權利呢？”1876年，一位匿名的農婦給一本有關選舉權的雜志編輯寫信，尖刻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我在拓荒時期嫁給了一個窮人，我們同甘共苦，終於有了一個價值幾千美元的家；我生了9個孩子，全是自己帶大的。其中5個已長大成人，4個有了選舉權。頭20年家裡的活兒全是我幹，縫縫補補，洗洗涮涮，只是在臨生孩子的前幾週才歇把手。最近16年我幹幹歇歇，但最近3年孫子孫女從兩個增加到4個，全由我帶，其中一個還在吃奶。現在我想去科羅拉多州一趟，但卻要不到錢，我所有的勞動換不來6便士。我丈夫把持一切，他說我們沒錢幹蠢事。我連個孩子都不如。如果我的勞動能以貨幣計算，我就要用這些錢幹自己想幹的事。我覺得自己是在現身說法，叫女人不要幹活，除非能支配自己的勞動所得。我名下的所有財產就是這支筆和筆架，這還是我遠在加州的哥哥送給我的禮物。

　　全美的法庭對這種控訴充耳不聞。妻子的家務勞動僅被當做為家庭著想的自願行為，不能指望得到經濟上的回報。例如，艾奧瓦州的最高法院發現，1873年該州通過的收入法“無意……讓妻子免除習慣法和條文規定的其作為丈夫‘幫手’的義務和責任。如果法律條文增加這樣的內容，那麼妻子就有權起訴要她從事家務的丈夫……她可以為照看、哺育和培養孩子而起訴丈夫，要求補償。她根本沒有義務打理家務，除非丈夫付她工錢。當然，這絕不是立法所要達到的目的”。

　　當然不是！

　　內戰後，面對頑固的反對意見，美國的女權運動慢慢不再關心夫婦間的經濟平等問題。女權運動的領導者越來越著眼於法律平等，包括擔任公職權，由同等地位的公民組成陪審團審理的權利，按刑事法典享受同等待遇的權利以及最值得註意的選舉權。到19世紀80年代，在爭取選舉權的立法議程上已看不到妻子共享婚後財產的主張。

　　許多倡導女權的人不是為婦女看孩子做家務的勞動爭取平等價值，而是向傳統的性別分工挑戰。美國的女權主義者漸漸認為，婦女要想獲得平等和自由，就必須擺脫家務勞動。她們開始設想“雙職工”婚姻，雙方協作共管家務，讓婦女出外掙錢，從繁重的家務中解脫出來。換句話說，她們就像現在的女權主義者一樣，認為婦女只有自己掙錢才能避免從屬的、在經濟上仰賴他人的地位。

　　這種轉變反映了內戰後美國經濟的劇變。到1870年，美國歷史上打工掙錢的男人第一次超過了自給自足的男人。在新的貨幣經濟中，持家的妻子日益仰賴丈夫的收入。主要的經濟單位不再是家庭，而是個體，他的收入依法歸本人所有。

　　此前50年，聯邦政府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是以從事農業、商業和制造業的家庭而不是個體為單位，對經濟活動進行統計。一般情況是，所有家庭成員都為家庭經濟出力，不管它是一座農場、一間手工作坊，還是一樁買賣。但是，隨著打工掙錢的人日益增多，聯邦人口普查開始把個體的職業統計在內。1850年的人口普查試圖了解每個15歲以上的男性從事的“職業、工作或買賣”，1860年又擴展到女性，她們大多把自己的工作說成是“管家”。

　　弗朗西斯-沃克是一位知名經濟學家，後成為麻省理工學院院長，1870年他主持了全美人口普查。這位參加過內戰、喜歡被稱為“將軍”的老兵，認為婦女的家務勞動沒什麼特別的經濟價值。他信心滿滿地寫道：“可以這樣說，妻子生產的不如消費的多。”在沃克的主持下，人口普查明確規定：所謂“管家”指的是因提供此項服務而獲得薪金的人。他規定：“婦女為家庭或為自己管家而沒有任何報酬，只能算‘持家’。”這樣維持一個家庭所需的工作，包括所有園藝、制作罐頭、燒飯、打掃、飼養家畜、縫縫補補、照顧老幼和病人，更不要說養育新一代勞動力了—都不能列入生產性勞動。

　　與此同時，沃克對婦女的現金收入也採取了相當草率的做法。

本文摘自《媽媽值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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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擔任著管家、廚師、司機、教師、心理咨詢師，一人獨當多面，辛勞一年卻分文沒有。而且，只要一說起也應該給媽媽們發工資，人們就會辯驳：辞職當全職媽媽，是母親們自己的選擇！履行媽媽的職責天經地義，發工資是亵渎了這個神聖的使命！男人們在獨自養孩子養老婆！ ……
　　在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女性已享有大部分權利的時代，媽媽們一方面被無限制的地位拔高，一方面卻完全無視其創造的價值。她們被當做是“被養著”的，不再被列為勞動力，在官方經濟學指標中得不到任何衡量，甚至沒有保姆所享有的權利，既沒有離婚後的失業保險，也沒有工傷後的社會保障福利。 但是，媽媽們真的不創造經濟價值嗎？當然不是！ 如果將母親擔任的各個角色的經濟價值均衡計算，會超過大多數城市女性白領。 在《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令人振奮的母親宣言中，安·克里滕登對各國父母們作了數百次採訪，並通過對經濟學、社會學、公共政策等的５年多研究，《媽媽值多少錢(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為何不計薪酬)》揭示了母親勞動所創造的價值與獲得的回報之間那種驚人的差距。同時，她也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明確的解決方法，號召全社會共同關註和解決母親的價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