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應對新形勢？

　　中國應當如何應對這一日益嚴峻和複雜的國際形勢呢？答案很明顯，我們必須從內外兩方面進行努力，對外佔領國際輿論制高點，對內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調整。

　　首先，在國際舞台上，中國政府、學術界、企業界乃至網民都必須樹立起佔領輿論制高點的意識，不能落人之後。以全球經濟再平衡為例，中國對此要有新的說法，在理論上闡明並強調中國並非全球經濟失衡的主要責任國。筆者註意到，過去一年多來，西方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大學的宏觀經濟學家）研究指出，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是美國正在為全世界生產一種似乎全球都非常短缺的產品——高質量的金融產品。各國由於對美國國債、股票等金融產品有需求，因此把大量產品賣給美國，從而換取美國所謂的高質量金融資產。我們可以對這一理論加以延伸，那就是說，我們過去一直以為這些美國制造的金融資產是高質量的，並通過大量勞動生產各種產品換回外匯來購買這些金融產品，但是，此次金融危機證明，美國的金融產品是低質量的，包括美國的國債券，其質量我們也有理由懷疑，因此，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都是美國不負責任的金融監管政策的受害者，這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

　　在伊斯坦佈爾，筆者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召開的閉門會上明確指出：“中國是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受害者，而不是受益者。中國正在想方設法解決自身內需不足的問題，中國需要的不是指責和批評，而是腳踏實地、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方案。在這個層面上，中國的政府、學術界特別願意聽從建設性意見。如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真想解決問題，那就不要在華盛頓發號施令，請向世界銀行學習，在北京設立地區總部，切切實實地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和中國的經濟界、政策界交流探讨。如此才能解決問題，也才能提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公信力。

　　在流動性過剩問題上，我們更應該高舉大旗，明確反對發達國家不負責任、一味進行的信用擴張，並指出恰恰是這種信用擴張埋下了下一次金融危機的隐患。同時，我們必須在適當的時候採取比較理性和謹慎的貨幣政策，為中國獨立的貨幣政策創造空間。在綠色環保問題上，我們更需要採取高姿態，一方面指出，在全球二氧化碳累計排放中最大的貢獻者不是中國，而是一大批發達國家，它們對此擔有責任；另一方面表示，我們完全認同抑制全球氣候變暖的目標，但是發達國家有義務對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無償提供最新技術以及相關的貨幣資源支援。

　　在高度重視危機後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壓力的基础上，我們必須不遺餘力地啟動內需，其中最具可行性的政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更新產能的綠色產能革命，我們還必須大力提倡綠色環保，爭取在西方國家之前提出更新的環保理念和環保標準、政策，對自然資源等產品要適時加稅，以便在綠色環保問題上作出明顯讓世人折服的貢獻；二是由政府在宏觀層面上進行收入分配調節，想方設法通過大規模減稅等方式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讓民衆從經濟發展中獲得真正的實惠，並由此提高居民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西方危機時代”的形勢無疑是非常嚴峻的，但是如果我們應對得當，一定能夠把全球經濟的壓力轉變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為中國彻底完成大國崛起奠定堅實的基础。

　　

本文摘自《亂世中的大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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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海嘯、歐債危機、美債危機、北非動亂……
　　這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亂世。中國的崛起只能在這個亂世中謀求。
　　亂世如何崛起？這是本書所關心的核心話題。
　　作者以宏觀視野解讀當下亂世的世界格局與中國的應對。從多個角度對現在與未來的中國經濟關鍵問題做了犀利剖析，對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主動力作了大膽的思考與預測。
　　作者睿智地指出中國的崛起根本在於自身站穩腳跟，務實地調控經濟運行，堅定地推進改革，積極主動地參與國際經濟金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