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集中管理和政治干預的剖析（1）

　　在20世紀的最初幾十年間，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在西方國家中引起了日益強烈的反叛情緒。在許多國家中都出現了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它們主張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類似德國的講壇社會主義者之類的“第三條道路”鼓吹者，也在尋找種種方法來救治分配上的弊病。這些糾正分配不均的方案雖然彼此差別很大，但是卻幾乎都主張由某種政治權力（主要是國家）來干預社會經濟過程，甚至要求對經濟實行集中控制。那個時代幾乎到處都在談論“社會主義”，就連專門的經濟學著作也不例外。在這種情況下，熱衷於抽象的演繹分析的現代經濟學家們也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在他們所專注的對交換經濟的理論分析之外，專門從理論上研究了集中控制的經濟，並且力圖從理論上對政治權力干預收入分配的現象作出解釋。他們在這些研究中提出的理論模型和思想觀點，導致在西方經濟學中形成了關於“集中控制的經濟”的新概念。

1.分配規律與經濟權力

　　從門格爾開始，奧地利學派就形成了一個傳統，即從研究“孤立的個人”的經濟行為出發來進行理論分析。這種魯滨遜式的“孤立的個人”其實就是一種小到極點的集中控制經濟的模式。不過奧地利學派研究“魯滨遜經濟”的目的，是利用這樣得出的基本原理來分析商品交換。他們對集中領導的社會經濟的分析，是從別的角度展開的。

　　龐巴維克在論述他的資本理論和利息理論時，曾經讨論過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利息問題。在龐巴維克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一切生產資料都歸國家所有，所有的公民都在國家的工廠中工作，由國家付給工資，國家禁止有息的借款。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顯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集中管理的經濟”。當時並不存在龐巴維克所說的這種“社會主義國家”，它還只是一種設想。他分析這種設想出來的經濟，是為了闡明自己在收入分配問題上的一個基本觀念，後來他把這個觀念清楚地表述為：權力（Macht）和經濟規律二者對收入分配起著不同的作用。

　　龐巴維克那個時代的經濟學界曾經爭論過：究竟是“經濟規律”還是“政治和經濟權力”對經濟過程起決定作用？經濟理論家們強調經濟規律對經濟過程起決定作用，而經濟史學家們則強調權力的重要性。在這方面，經濟理論家們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傳統，而經濟史學家們則與德國歷史學派觀點一致。

　　在古典經濟學家們看來，經濟生活中存在著某些“自然規律”，人的意志、國家的權力對這些規律都無能為力。他們認為，“供求決定價格”就是這樣的一條規律。他們把這種思維方式同樣運用到社會產品的分配問題上，堅持“自然規律”對分配起決定作用。這樣就形成了從斯密開始的研究“自然工資”、“自然利潤”等等的傳統。古典經濟學在分配問題上對“自然規律”的崇敬，來源於它對自然秩序的信仰，但是，正如我們前邊已經說過的，它所說的“自然規律”實際上只能適用於普遍存在著自由的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正是由於看到了古典經濟學的這一弊病，約-斯-穆勒才把財富的分配說成是取決於社會的法律習慣，說它完全是人類的制度問題。但他仍然把財富生產的規律和條件看成是具有物質真理的性質。

　　

本文摘自《弗賴堡學派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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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賴堡學派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其久負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政策主張曾經為二戰後的德國提供了理論支援，使德國迅速崛起，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直到今天，弗賴堡學派在德國政界、經濟學界和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廣泛信衆。體制問題一直是經濟中人們關心的問題。而在弗賴堡學派之前的經濟學流派中，理論家們卻對這一問題沒有明晰的認識，一直到瓦爾特·歐肯與歷史學派決裂，並創立了弗賴堡學派，確立了將“經濟制度”作為經濟學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制度因素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弗賴堡學派在學術上的又一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