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集中管理和政治幹預的剖析（3）

　　在讨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利息問題”時，龐巴維克也是這樣來看待決定分配的因素的。在他看來，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即使禁止放債取息，利息也不會消失，因為現在物品的價值仍然高於將來物品。這樣，利息就不是一個將隨著資本主義社會而消失的“歷史—法律”範疇，而是一個出現於任何社會組織和法律制度下的“經濟”範疇。但是，所有制的變更可能改變接受利息的人和個人分配到的份額。在資本主義社會内，由於資產分配不均，利息大量地落入少數所有者之手，而在社會主義社會，由於大家是平等的聯合體主人，國家就可以把所得到的利息平均分配給人民。按照這種說法，利息是一種功能性分配的範疇，它的存在不取決於社會制度，但是利息落到哪些個人手裡，卻取決於社會組織和法律制度，取決於社會權力的分配。這顯然也適用於工資、地租等西方經濟學中的其他分配範疇。

　　但是，一旦像龐巴維克那樣坦率地承認權力對分配的巨大影響，現代經濟學的分配論就失去了它的科學價值，其決定工資、利息和地租的規律都變成了無用的同義反複，僅僅表示每種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水平，以及某種產品是由哪種生產要素生產出來的，因而應該分配給該種生產要素，至於這些收入項目落入哪些個人手中，則仍然要由權力來決定。這就等於說，現代經濟學所說的有關分配的經濟規律並不能解釋收入在個人之間的分配，要真正理解收入如何在個人之間分配，就還是要研究歷史實際中的權力分配狀況。把經濟規律與權力對立起來，研究誰來決定經濟過程，這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龐巴維克的觀點實際上等於承認，直接決定社會產品的分配狀況的是權力的分配狀況；權力和經濟規律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這樣一來，關於分配的決定因素的争論就使人們認識到：在不同的權力結構下，也即在不同的經濟體制下，諸如社會產品的分配之類的實際經濟狀況是極不相同的。要說明這些具體的社會經濟狀況，就必須先認清社會的權力結構，即社會的經濟體制。這就引導人們去探尋那些確立了經濟權力的具體事實，研究經濟權力的具體影響，從而去研究社會的經濟體制。

2.關於集體主義國家的經濟理論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由於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猛烈沖擊，某些西方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家們就開始了對假想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分析。他們依據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力圖利用邊際分析來說明，在一個生產資料公有的社會中，經濟將如何運行。他們在理論分析中都或多或少把這種公有制的經濟描繪成某種集中控制的經濟。在進行了這種研究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家中，最突出的是弗-馮-維塞爾、帕累托和艾-巴羅納（E.Barone）。

　　弗裡德裡希-馮-維塞爾曾經對公有制的集中管理的經濟表示過強烈的好感，但他試圖用奧地利學派的經濟理論來分析這種經濟，並依據這種理論來為公有制經濟制定具體的經濟政策。維塞爾按照當時人慣用的說法，設想了一個“共產主義國家”，它是一個完全有組織、最高度合理的社會。在那裡，公民和政府官吏都不會只顧自己；一切生產都將成為國家的事情，都將落在公共企業身上；所有的經濟事務都將托付給國家；所有的產品都歸勞動的公民享受，連地租都要落到整個統一的社會手中；國家實行完全的集中管理，連個人消費也由國家統一計劃；它是一個完全有組織的經濟，政府供給一切，甚至私人家庭的大部分事物也都由國家來管，連房東與房客之間的對立也被消除了。不過維塞爾明確聲明，他的這個“共產主義國家”只是一個想象，他不打算確定地回答，這樣一個社會究竟能不能存在，將來到底會不會存在。他之所以設想出這樣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來，完全是為了理論分析的方便。他依據這種分析斷定，奧地利學派的基本經濟理論，如價值理論、成本理論等等，適用於一切社會，包括適用於共產主義社會。更有甚者，在維塞爾看來，正是在共產主義國家中，由於消滅了私有經濟下的購買力差別，才能更清楚地看出邊際效用價值論的正確性，才能顯示出，這樣確定的價值是所謂的“自然價值”。維塞爾分析這種“共產主義國家”的真正目的，是證明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的正確性，以駁倒流行於當時的社會主義者中的那些經濟理論，特別是勞動價值論。

　　

本文摘自《弗賴堡學派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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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賴堡學派是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流派。其久負盛名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社會市場經濟”的政策主張曾經為二戰後的德國提供了理論支持，使德國迅速崛起，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迹”。直到今天，弗賴堡學派在德國政界、經濟學界和民間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廣泛信衆。體制問題一直是經濟中人們關心的問題。而在弗賴堡學派之前的經濟學流派中，理論家們卻對這一問題沒有明晰的認識，一直到瓦爾特·歐肯與歷史學派決裂，並創立了弗賴堡學派，確立了將“經濟制度”作為經濟學的核心框架的思想後，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制度因素在現代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這是弗賴堡學派在學術上的又一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