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反哺農村：農民獲得的補償遠遠低於失去的地租

　　在2010年財政支出中，有一筆重大開支不能不提及：2010年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支出合計8579．7億元，約占財政總支出9.57%。這是2010年中央財政支出最大一筆。中央財政向三農傾斜意味著以城市稅收為主體的公共財政正在反哺農村——這是善政。但是，這個善政背後的經濟帳卻讓人無法輕松。

　　建國六十餘年，中國農村為國家發展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中國城市化與工業化過程同時也是掠奪農村的過程。農民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貢獻最大，收獲最小，政治上沒有發言權，社會地位最卑微低下，是最令人同情的最低端人群。

　　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以快速工業化、城市化來趕超歐美。國家要實現工業化與城市化是需要大量投入的。那麼，建國初期我們用什麼來完成工業化的原始投入？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大體上講就是以公有制為手段將地租和地權轉化為工業資本、城市資本和國家基礎設施的過程。這也是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度的核心“秘方”，這個秘方實際就是對農民土地權益的掠奪。

　　比如近10年來在房地產熱潮中，地方政府怎麼獲得城市發展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呢？還是掠奪農民的土地收益！地方政府以區區幾萬元/畝價格從農民中徵收土地，轉手則以上百萬甚至數百萬元/畝價格賣出，獲得巨額的賣地收入。土地資本化過程中農民的收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與此同時，我國長期實行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政策。通過強行壓低農產品價格來控制社會整體物價水平。結果就是農民的勞動收益被隐形掠奪。

　　農民土地收益與勞動收益被雙重掠奪，而農民又被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在土地上。這導致農民成為建國六十年來生活最差、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群。

　　2000年2月10日，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向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寫信，反映“三農”問題的嚴重性。他在信中說：“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李昌平的信轟動一時，“三真”被認為形象描繪出中國農村的現狀。

　　2004年，以當時中央一號文件《關於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為標志，城市稅收為主體的中央財政開始反哺農村。連續8年，中央財政先後取消農業稅，並給予種糧補貼、養豬補貼、使用良種補貼、農機補貼，出台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等等。必須承認，這些都是善政。農村貢獻了幾十年於情於理也應該享受城市反哺。但是，這些善政根本無法改變農民地租與勞動收益被雙重掠奪的現狀！如果土地政策不做出重大改變，農民不能享受土地資本化的收益，中央出台再多哺育農村的善政，農民的收獲也會遠遠小於失去的地租！

　　以2010年為例。中央財政用於“三農”的支出合計8579．7億元，而當年我們各級政府土地出讓收入為2.7萬億！農民獲得的財政補貼不及政府賣地收入的1/3。

　　就算這8579億的財政補貼，仔細咀嚼還有幾分苦澀。雖然我們中央財政算得上財大氣粗，但是分配體制的問題，補貼三農這8579億很大程度竟是靠壓縮民生開支“擠”出來的。比如我們的教育投入，10年前就要求達到財政支出的4%，而2010年只達到財政支出的2.87%，醫療衛生支出更可憐，僅占財政總支出1.65%。

　　更可悲的是，因為教育產業化與醫療產業化，城市的教育機構與醫療機構即使政府投入少也可以通過市場化來解決。恰恰是農村教育機構與醫療設施最需要政府公共財政投入。所以，公共財政壓縮教育與醫療的投入很大意義上是在壓縮農村教育與醫療的投入。農民在享受各種補貼的同時也在付出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缺失的代價！

　　要實現農民走上致富的道路，僅僅靠中央財政傾斜是遠遠不夠的。城市反哺農村最好的途徑是讓農民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的收益，通過土地渠道讓農民分享工業化成果，分享改革開放成果。

　　農村，呼喚新土改！（詳見第四章：中國經濟與未來）

　　

本文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經濟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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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稅制、民生產業市場化、加入世貿，這三大政策決定了近十年來中國經濟的走勢，改變了中國社會的許多基本形態，並對中國的未來產生了巨大影響， 20世紀90年代的三大政策雖然讓中國經濟在進入21 世紀後繼續保持了10年高速增長，但是這個增長卻是以犧牲民衆福利以及導致中國經濟陷入結構性困境為代價的。所以，對過去經濟政策的反思意義是十分重大的，當前中國改革事業正面臨一個十字路口上的選擇，是繼續按照過去模式發展只做少量修補，穩定壓倒一切。還是對過去模式做重大調整探索另一條可持續發展道路？ 《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經濟真相》從宏觀經濟政策解讀入手，先後分析了 GDP 保8背後的就業壓力，國進民退的結構性原因，產業空心化的形成是關鍵要素的非市場化等衆多經濟社會問題。力圖為讀者展現一幅中國經濟的宏觀畫卷，希望大家能夠把握時代的脈搏，找到自己的位置。